腰缠万贯的“乞讨者”

　　1933年冬天，江西苏区竟然下雪了。那雪纷纷扬扬地洒在田间，白花花一片，捡起来用手一撮，像刚从石臼里舂出来的米粒子。雪挂到树上，结成一块一块，拍拍树干，掉下来接在碗里，像很久没见过的海盐一样纯净。从这一年开始，苏区军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敌人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加紧了经济封锁，企图使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
　　比下雪更不平常的是另外一件事。12月的一天，兴国县街市上开始流传一个消息，龙口乡睦埠村的那个小长工刘启耀当选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尽管眼下的日子难挨，但他往后的故事让更多人相信，新兴的红色政权是为政清廉的好政府，穷人再也不会受欺侮。
　　刘启耀走马上任头一桩事，就是号召机关工作人员“反对铺张浪费，为革命厉行节约”。他发布文件，严格规定所属各级一切经费开支都要注意“十二分的节俭”。他领导制订的《节省规约》，要求大家：每天节省一个铜片（板），不进馆子、不吃零食，戒绝吃烟、吃酒、吃私菜等口腹上的浪费……
　　刘启耀向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要求别人不做的，首先自己带头不做；希望别人要做的，首先自己带头做到。他起草文件用的胶纸、毛边纸，至少要写三道，一道铅笔，二道红笔，三道墨笔。珍纸如金，惜物成癖，从不浪费一寸可写的纸张。
　　1934年10月，刘启耀上任主席不到1年，他肩上接过了更重的担子。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突围长征后，敌人乘势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红军游击武装3000余人在江西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曾山、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带领下，开展游击斗争。11月，北路国民党4个师侵占宁都县城后，曾山、刘启耀、李赐凡等率领红军游击队在宁都、永丰两县边界山区与敌周旋，几次被围，损失惨重。12月底，曾山在宁都县小布树陂村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从宁都突围。刘启耀所率一路在突围中遭遇敌人围追堵截，被困于宁都小布以北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在孤立无援，天寒地冻，缺医少药的逆境中，频繁阻击数十倍于己之敌，终因敌众我寡、弹竭粮尽而被冲散打垮，伤亡惨重。许多游击战士骨露荒野，血染山巅。
　　战斗中，刘启耀身负重伤，血流如注，昏迷不醒。生死关头，刘启耀的庚兄当机立断撕下贴身内衣替刘启耀包扎好伤口，解下他的武装带，拿过他的手枪，穿上他的外衣，将刘启耀推入死尸堆中，自己冲向山顶翻过山坳吸引敌人离开阵地，结果被蜂拥而上的敌人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当晚，刘启耀苏醒过来，从死尸堆中爬起，目睹尸首狼藉、血水横流的惨状，欲哭无泪。他强忍悲痛，爬往一处隐蔽山洞，找出事先埋藏的党交给他保管的13根金条和一批首饰银元，用布包好系在腰间，然后自寻草药医治身上的伤口，找野菜充饥，在山洞里过着近乎野人的穴居生活，辗转遂川、万安、泰和一带流浪乞讨，一边秘密寻找党组织，一边联络失散同志。经过两年多的苦苦探寻，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还联络上200多名失散的党员，并把党的活动经费“完璧归赵”交由毛泽覃之妻贺怡转交给党组织，临时省委用这笔经费买了一栋房屋，以“赣宁旅泰同乡会”的名义，建立了省委秘密机关，部分剩余经费用于保释狱中的大批战友。
　　自1934年离家后，刘启耀一直未能与家人见面，也不知家里妻儿老小是死是活。经多方打听，得知其母亲不堪受国民党反动派与地主迫害自缢而亡。妻子受尽国民党联保的酷刑，落下残疾，生活无依靠，只能沿村乞讨度日。长女刘文香4岁时就送到枫溪陈家做童养媳；儿子刘长涌14岁被迫去当船夫，终日漂泊在兴国至赣州的江河上；胞弟刘启琨参加红军长征因负伤回到兴国，被反动派折磨致死。刘启耀一家仅剩下致残的妻子与撑船的儿子相依为命在死亡线上挣扎。听到这些情况后，刘启耀心如刀绞，但为了革命，他强忍悲痛，继续隐姓埋名，流浪他乡，默默为党工作。
　　由于残酷的斗争环境，刘启耀积劳成疾。1946年1月，刘启耀病情突然恶化，吐血不止，他知道自己支撑不了多少时日，弥留之际他让人抬他到“赣宁旅泰同乡会”的厅堂躺下。第二天，刘启耀便离开了人世，身上还穿着平日那件破烂长衫和补丁连片的单裤。同乡会的同志把他安葬在马家洲一个山丘上，没有墓碑，只有一堆新土。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