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战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宋秀波
　　中国领土广袤、人口总量大，治理规模庞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国家治理中存在“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使纵向治理与横向治理相辅相成，实现地方政府在应对危机中与中央保持一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一方面集中优势和强势力量，打赢这场战“疫”；一方面积极巩固防控成果，直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对中国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震动。这是对国家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一次全面检视，也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一是加快了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又是一个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如何检验政府治理效能？能否为人民提供满意的公共政策是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因此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一直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和基本着力点。新冠病毒在疫情暴发前几周已经在武汉被发现，但遵循以前应对危机的模式，当时并没有引起高度警觉，这体现了我们社会治理的一个弱点——没有形成关联性的决策思维，也没有建立起整体性、协调性的公共事件治理机制，重大政策风险评估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也不尽完善。
　　二是推动了基层治理经验上升为国家治理制度的进程。武汉是国家地理位置的中心，交通中枢，人口过千万，整个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因此面对公共危机的治理经验也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代表，可以上升为国家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因此，及时总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各大城市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并上升为法规制度，也是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例如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这项地方紧急立法特别明确了个人有隐瞒病史、重点地区旅行史、与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触史、逃避隔离医学观察等行为，除依法严格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外，有关部门还可以将其失信信息依法归集到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采取惩戒措施，这充分体现了制度对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提升的根本性作用。
　　三是推进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建设。在抗击疫情战役中，在党中央全面指挥、统筹、协调下，不仅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极速建成，全国各地医务人员、物资积极支援武汉，还有效组织和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去群抗群防，在城市里形成了以街道党工委、居民社区党支部、基层党员为轴心的城市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在乡镇形成了乡镇党委、村党支部、基层党员为轴心的防疫抗疫机制，社会组织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捐款捐物，群众争相报名志愿者主动承担采买、服务、测量体温等工作，需自动隔离的能服从规定在家隔离，大家共同担负起公共治理的责任，形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互助有序的社会治理格局和和谐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