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新闻的搬运工

　　■许铭和
　　先说一段本报内传甚广的往事。
　　1992年的某天中午，编委办（总编办的前身）的一名小年青，用袋子装着翌日报纸预发的全部稿件，骑着自行车往印刷厂送。结果，稿子在路上丢失了，最后只好组织作者重写一遍。
　　在当年，编委办的功能有三个：一是编发要闻版；二是为报纸所有版面画版，然后送厂打字排印；三是编发新华社电讯。从这个意义上说，编委办就是一个新闻的搬运工。
　　这么多年过去，报社实现社址三迁，报纸由小变大，由薄变厚，办报条件也由纯手工张罗而至全电脑操作。而总编办的职能，也历经数次改革完善而演变成今天的样子。现在的总编办，除了承接协调各部门、梳理各版面、编校要闻版等任务外，还负责一些新闻及副刊版面的组版编辑。在此基础上，总编办兼有部分行政功能，是统筹全局、沟通内外、联接上下的枢纽部门。它是信息集散地，每天的采访信息从各个渠道汇集于此，又由此分派至各部门；它是新闻加工场，每篇新闻稿件均回笼到此，又从此分流到各版块；它是作战指挥部，每次大型策划、重点报道的指令，都从这里发出。
　　总编办给外界最直观的印象：值夜班。采编流程的愈加细密，新闻精深的不懈追求，使得签印时间越来越晚。在这里，我们个个都是熬夜的能手，都习惯了迎着晨曦互道晚安。昼伏夜出的结果是，挚友屡招不至，良人久候不归，我们成了社会的另类、家庭的隐侠。观察所得，夜班上多了的人一般都有轻度的社交障碍、中度的夫妻疏离，以及极度的语言洁癖。你跟人微信聊天，如果此人措辞考究、语法规整、标点完备，那么恭喜你，你捕获了编辑一枚。长期刻意雕琢文辞的人，每每看到有字的东西，不管班马文章，还是广告弹幕，都会下意识地去捉错字、挑病句，然后忍不住下手帮你改。
　　夜班另一个副产品：怕接电话。我们秉承NO news is good news，一是怕有扰清修，二是怕出现差错。我们会把电话分级，白天的是骚扰，上午的是惊吓，半夜的是午夜凶铃。新人入职第一天会被告知，非必要不要白天打电话。记得有一次，报纸发现重大差错（后来证实是讹传），电话传来时，当值女编辑一时间惊惶万状、泣不成声。
　　要闻版最重要的工作，是执行新闻三审和把好稿件三关。这是党媒最核心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苟且，因此，极端负责的态度、精微过硬的功底、及时良好的沟通，成了做好工作的必备前提。有时，为求证一个新闻事实、制作一个稿件标题、推敲一个规范提法，我们会多方商议，打很多电话，翻查比对很多资料。这些工夫，外人很难知悉，却是我们的工作常态。曾几何时，我们桌面都有一套字典、辞海、词典之类的工具书，每有疑难，就立刻翻查，所有人的书都被翻到没角没皮。自从有了电脑，尤其手机不断升级后，这些工具书就闲置一阁没人光顾了。
　　在以前，业务探讨气氛很好，大家毋论年资、不分职级，沟通无障碍。记得有一次，大约是1999年，为了一个词的用法，两名编辑意见迥异，争持不下，战火燃至报社其他部门，几乎所有编辑记者都加入争论，赫然划分成两大阵营，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最后致信当时最权威的《咬文嚼字》，由此息纷止争。
　　天下平媒一个样，编辑和记者都是一对“欢喜冤家”。职责所系或是绩效使然，他们既相互依存，又彼此怨怼。记者埋怨道，什么都不懂，只会催催催、砍砍砍，可怜我一番心血就被你一笔勾销。编辑心里说，写的了无新意，就会抄材料，偶然发挥还离题万丈，我不是新闻的搬运工。
　　为了报社的发展，为了肩上的责任，我们互相提醒，互相理解，互相鼓劲，不忘初心，携手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