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代法者是要付出代价的

为做好自己“为官”的任期工作，立个原则定个计划目标，这是常有的事，也是很有必要的。但象叶树养一样，为自己以权谋私、枉法贪赃，甚至搜刮民财制定下三个“2000万”的“公安局长任期目标”，确实荒谬至极。近年来，落马的大大小小官员不少，当他们面对铁窗，忏悔是否当真，姑且不说，象叶某人一样厚颜无耻地为自己“贪赃目标”作注脚者就绝无仅有了。 身为公安局长的叶某把“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作为自己的“任期目标”，可见，此公疯狂得“深刻”，也疯狂得有点“可爱”。 据说，叶树养曾对办案人员“后悔”得放声大哭，说：“家中世代耕田，祖上从没有人读过书，从来没有人出来做过事。” 现在呢？叶某书也读了，也出来“做事”了，然而，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以权代法”的典型。也许，他“祖上”的人要说：这种人留在家里种田，比“出来做事”对社会、对人民要有益得多了。 在中国，有了行政权的人，叫“官员”，老百姓称之“公仆”。 “公仆”的工作，肯定是要有个“目标计划”的。这本身没有什么错。然而，这个“目标计划”是不能偏离“法律”这个轨道的。偏离了这个轨道，就不大好了，就要出大问题，就必然要为自己“以权代法”的言行“买单”。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公仆们，在自己心目中，应该而且必须把法律当作自己行为的最高准则。“公仆目标”最好多点把事关社会发展、百姓生活的改善等作为头等大事列进去，并努力去做好。也就是说，多为党和人民做点有益的事，不要把“侥幸”揣在怀里，为一己私利，作出超越法律界限的事情来，使公权异化，让公利受损。要知道，平时里你在讲些啥，做些啥，百姓心里可亮着。 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是没有谁能高于“法”的。这并非什么“高深的哲学”。倘若你当上了百姓的“公仆”，不去为百姓谋利益，甚至企图以权代法，挖空心思去“谋”百姓的利益，那就等于把自己往绝路死路上赶。叶某从1988年收受第一笔走私进口汽车的贿赂开始，至2008年疯狂贪污受贿。他“侥幸”了19年，也只不过完成6000万“宏伟目标”的一半，始终没有逃脱锒铛入狱的下场。 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话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是个时间上的迟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