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园杂忆

陈冲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家乡读完初小后，考取了文园高小。文园的正名是杨梅中心小学，但因为文园久负盛名，历史悠久，无论是本校师生，还是周围群众，都把杨梅中心小学叫文园。校址不在杨梅圩，也不在杨梅村，而在偏居一隅的笔亨村。因为，笔亨村人才辈出，文化氛围浓厚。文园坐南向北，门前有两株高大的凤凰树，每年夏天，花红似火，一朵朵状如展翅奋飞的金凤凰。
　　我在文园两年，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除平日上课、做作业之外，其余时间几乎都浸泡在书海里。
　　教我五年级语文的李冠寰老师，常有散文、诗歌散见于报刊。他除了给我提供课外读物，也常把他发表的作品让我阅读。更难得的是，他总是叫我来到他的桌前，对我的作文、周记进行“面对面”的批改。正是因为这些，在全公社五年级作文竞赛中，我获得了第一名，真的很感谢李老师！
　　教我六年级语文的王乔松老师，台山人，操一口地道的粤语，甚是动听。他学识渊博，吹拉弹唱，样样皆能。印象最深的是，他订有一份《羊城晚报》，对“花地”“晚会”两个副刊，爱不释手，一期不落。载于上面的作品，他认为精彩的部分，常用红笔在这些文字下面划上波浪线，添上圈点，有时还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下点评或赞语。他把报纸交给我阅读，我读了又读，看了又看，甚至背诵，好像经王老师这么一圈一划，文章更生动更精彩了。读完之后，我遵照王老师的嘱咐，把报纸张贴在教室门外走廊的“课外阅读园地”。这项任务，我乐此不疲，整整一学年，从未间断。
　　每周有两节连堂的作文课，第一节是讲评上一周同学作文的情况，第二节是布置本周作文。在第一节讲评中，我的作文常被王老师选为范文，当众朗读，不时加上几句评语。这些对于学生时代的我，是极大的鼓舞与鞭策，终生难忘！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恩师的厚爱关怀，悉心栽培，使我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顺利进入化州县第一中学。当年，整个杨梅公社1000余名考生，被化一中录为初一新生的仅4人。
　　我在文园求学的两年，少小离家，家庭生活困难，吃苦不少，磨难不少。
　　记得，那次周日返校，挑着几斤米，还有一网兜番薯，突遇大雨。番薯倒不怕雨淋，但一家子从牙缝里挤出的几斤大米却是宝贝啊，淋不得！好在路旁有几棵芭蕉树，急中生智的我，当即折下蕉叶，将一袋米团团包住。到了学校，我被浇得像个落汤鸡，打开那袋米，却安然无恙！我抹了抹脸上的雨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衣服湿了，没有替换的衣服，只好脱下拧干，甩甩抖抖，如此反复数次，尽量把衣服上的水分抖干些，再穿身上，直至被身上的热气蒸干。是夜，气温下降，身上只有一条短裤和背心。所谓床，没有席子，没有被褥，没有蚊帐，只有一块光溜溜的木板。睡不着！偶尔合眼，马上被冻醒。其时刚入学，新来乍到，没有好友，不敢求人“孖铺”（合铺），只好在黑暗中寻找取暖的东西。这时意外发现宿舍墙上挂着一件蓑衣，我如获至宝，马上跳下床拿来紧紧裹在身上，这样总算睡着了。天亮时，同宿舍的同学看了这一幕，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其中有位陈盛兴同学，主动请我今后与他“孖铺”。感动的泪水在我眼眶里直打转，但却不知说什么好。
　　那时，学校饭堂蒸饭所用的燃料是“糠头”（稻谷壳），每个内膳生一学期要交50斤。大多数学生的“糠头”由父母或大哥、大姐帮忙着挑到学校，而我却没有这样的福气，只能自己挑。
　　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一次挑不动50斤，只能分两次挑。走五里多的山路，挑着“糠头”，真不容易。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从右肩换到左肩，换来换去，肩膀磨红了，磨破了，疼得呲牙咧嘴。实在不行了，放下担子歇歇，谁知越歇越想歇，越歇肩膀越疼。看看天色已晚，累也罢，疼也罢，只能咬着牙“顶硬上”。天黑时分，终于把“糠头”挑到学校交炊事员“过称”登记，顿觉浑身轻松。
　　50多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过去了，当年文园的那些人、那些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如在眼前，仿如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