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钟情到冷静，郭沫若与泰戈尔的诗

1924年，泰戈尔（二排右一）在清华大学（资料图片）。
　　1921年8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问世，引发了诗坛革命性的震撼。以《凤凰涅槃》《天狗》等为代表，其中前所未有的激荡情绪，传达出了“五四”时期除旧革新的精神。
　　熟悉西方诗歌的读者，很容易在其中发现美国诗人惠特曼对郭沫若的重要影响。
　　但是，细心的读者阅读此诗集时，一定会在另外数首宁静、平和的精美小诗中感受到另一种韵致——《新月与白云》《鹭鸶》《春愁》《鸣蝉》《晚步》……这些诗，在诗集中排列其后。有的读者，甚至评论家，都以为那些奔放、粗豪的诗是作者激情青春的初期尝试，而这些宁静、平和的小诗，想来该是诗人激情消退，技巧成熟后渐渐冲淡的所获。这考虑虽然有相当的道理，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郭沫若初识泰戈尔的诗

　　1914年9月，郭沫若以半年的刻苦攻读，考取进入了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当时他与一位本科三年级的亲戚同住。一天，那位学生从学校带回几页油印的英文课外读物，郭沫若接过一看，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新月集》中的几首短诗：《婴儿的路》《睡眠的偷儿》《云与波》《岸上》……一读之下，郭沫若极感惊异。因为这是他先前从未见过的：“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
　　由此，郭沫若便与泰戈尔的诗结下了难解之缘，他开始四处寻找泰戈尔的诗来读。当时，泰戈尔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他的诗在日本十分热销，作品集在东京还颇不容易买到。郭沫若读到《新月集》的全本，已是一年后升入冈山高等学校读本科时的事了：“我得到他的《新月集》，看见那种淡雅的装订和几页静默的插图，我心中的快乐真好像小孩子得着一本画报一样。”
　　1916年的秋天，郭沫若在冈山图书馆又突然寻出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爱人的赠品》等诗集。一读之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阅读时，为怕人打扰，郭沫若找到一间很幽暗的阅览室，坐在墙角，面壁捧书默诵。在这样特别的情境里，郭沫若甚至因激动而流下感谢的泪水。他长时间沉浸在这样恬静的氛围中，从中午两三点钟有时要绵延到灯光燃起之时。这样的阅读和感受，使郭沫若在思想和艺术上受到了泰戈尔的深彻影响。

两个世界的遥远距离

　　这一段时间，郭沫若正与日本女子安娜（本名佐藤富子）恋爱。泰戈尔的影响和爱情的冲撞，使得郭沫若创作欲望被强烈激发出来。他陆续写出了《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纳斯》多首，以及《牧羊哀话》中的几首牧羊歌，这些诗大都是为安娜而作的。譬如这首《晚步》：
　　松林呀！你怎么这样清新！
　　我同你住了半年，从也不曾看见
　　这沙路儿这样平平！
　　两乘拉货的马车从我面前经过，倦了的两个车夫有个在唱歌。
　　他们那空车里载的是些什么？
　　海潮儿应声着：平和！平和！
　　诗作中的泛爱思绪，精致又清新的风格，明白地显现出泰戈尔的深刻影响。
　　1917年左右，因为喜欢，郭沫若陆续翻译了泰戈尔不少诗作。到了下半年，他与安娜的孩子即将问世。这样，单靠郭沫若有限的留学官费，显然不能支持家庭所需。他便从《新月集》《吉檀迦利》《园丁集》中选译出一部分，辑成一部《泰戈尔诗选》，用汉英对照方式，加以注释，寄往国内寻求出版，想换取一些稿酬补贴家用，可结果却事与愿违。
　　当时的中国大陆，知道泰戈尔的人十分有限；更重要的，“郭沫若”是谁？更少有人知。他的那些或高歌奔放，或宁静冲淡的诗，是在几年之后才与国人见面，从而震动诗坛，赢得广泛声名的。故此，他写信给当时著名的商务印书馆，求售《泰戈尔诗选》，被该馆退回；再转而投问中华书局，也同样遭到拒绝……身处青春敏感阶段，身受生活和精神双重煎熬的郭沫若，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这结果引起了郭沫若的别样反应。他一下子认为，他与泰戈尔不是一类人：泰戈尔是一位贵族的圣人，而自己是一个“平庸的贱子”。这两个世界的遥远距离，使他感到自己热爱泰戈尔是“僭分”了。现实压迫竟能导致人精神上如此大的变化，实在难以想象。可事实却正是如此：“我和泰戈尔的精神的联络从此便遭了打击。”
　　世上的事，有时可能因为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发生很大变化。这一点在郭沫若对泰戈尔的眼光转移中，可以清楚见出。
　　那部费去郭沫若很多心血的泰戈尔诗选，最后在辗转的途中竟然遗失了，以致后来汇聚他翻译作品的《沫若译诗集》中，没有收置一首泰戈尔的诗作，太令人遗憾。不过，在郭沫若的文章里，我们偶尔还能读到他翻译泰戈尔的诗句，此处不妨摘录一节，以窥斑见豹。1920年2月，郭沫若写有一篇《论诗三札》。该文对诗歌的内在韵律，这般论述：“内在韵律诉诸心而不诉诸耳。泰戈尔有节诗，最可借以说明这点。
　　请把你心中的秘密藏着，我的朋友！
　　请对我说吧，只对我说吧，悄悄地。
　　你微笑得那么委婉，请柔软地私语吧，我的心能够听，不是我的两耳。——《园丁集》第42首
　　这种韵律异常微妙，不曾达到诗的堂奥的人简直不会懂。这便说它是‘音乐的精神’也可以，但是不能说它便是音乐。音乐是已经成了形的，而内在律则为无形的交流。”
　　他的一首《岸上》第三节，还直接写到了泰戈尔：“我的阿和/和着一些孩儿们/同在沙中游戏。/我念着泰戈尔的一首诗，/我也去和着他们游戏。/嗳！我怎能成就个纯洁的孩儿？”
　　后来，这些受泰戈尔影响的诗作，陆续在《时事新报》“学灯”栏目刊出，这极大地激发了郭沫若的热情。然而不久后，他读到了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那摆脱一切旧有形式与内容的风格，雄健而宏大的气象，与“五四”时期青年的精神十分合拍。在惠特曼影响下，又加之“学灯”编辑宗白华的热切催促，郭沫若的诗歌火山被引“喷发”。1919年至1920年之交的三四个月时间，郭沫若创作出了他一生最优秀的一批诗作：《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槃》《心灯》《炉中煤》《巨炮的教训》……它们也催生了诗集——中国新文学史上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和高峰作品——《女神》。
　　从以上历程可以看出，郭沫若最先是受到泰戈尔深刻影响的，而他的成名却有赖受惠特曼影响的一批诗作。时代需求和创作之间，常常并非如人们主观想象的那么契合，但它却有意无意左右了诗人的创作走向。这之后，郭沫若诗作中反映出泰戈尔影响的因素，已经十分稀薄了。不仅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郭沫若对这位给了自己许多近乎“涅槃”快乐的诗人，有了许多不满足。

艺术家创作道路的迁变

　　1924年，大诗人泰戈尔应邀访华。访华之前，国内多家报刊为此作了大量宣传：或翻译其诗文，或出“专号”造成声势……此时的郭沫若，无论文坛名声、地位，都非先前几年可比，思想上发生转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此前的1923年10月，郭沫若写出一篇《泰戈尔来华的我见》的文章，表达了自己对诗人访华的看法。文章中，郭沫若对当时国内热热闹闹请文化名人杜威、罗素来华演讲，表示不满。他以为，一般国人对这些名人的思想并无精到研究，请他们不过是虚荣心的表现。在他看来，这热热闹闹的活动就像演办一次次“神会”一般；而当时准备请泰戈尔访华，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又一次“神会”罢了。
　　此时的郭沫若认为：“他（泰戈尔）的思想我觉得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在西洋过于趋向动态而迷失本源的时候，泰戈尔先生的森林哲学大可为他们救济的福音。但我们久沉湎于死寂的东方民族，我们的起死回生之剂却不在此而在彼。”
　　对于泰戈尔宣传的主张，郭沫若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必要的：“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郭沫若，已自觉地秉承唯物史观，并站在底层立场来观察、分析事物和运用各类主义思潮了，并不因为曾对泰戈尔非常钟情而放弃自觉的立场转移。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也许还有文学同仁的影响也未可知，但他思想的转变是明显的，虽然时间才过去几年工夫。
　　人的生存道路、艺术家的创作道路，有时常常发生迁变。这迁变，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却不由自主，受着时代风潮推衍而行。郭沫若先前极度迷恋泰戈尔，短短几年后便对其思想重新认知、批评可略为证明；今天我们记录下郭沫若早期的这一历程，也能提供一个认识人、认识诗人的个案。我们在分析、领会一个人、一位诗人的思想或诗艺演进时，有时不免简单模式化。但实际人的发展是极为复杂的，与时代，甚至诸多偶然因素都有丝丝缕缕的关联。
（来源：北京晚报作者：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