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对新中国发动“棉花战”

图一 1950年，老解放区调运棉花支援上海。
图二 1950年中国花纱布公司交易现场。
　　2021年伊始，美国政府对支付宝、微信支付等8款中国手机应用下达禁令。美方对中国的投资限制、技术封锁已经持续数年，但在许多了解中美交流历史的学者看来，此举必将加速中国摆脱依赖、自力更生，而美国产业界却错失庞大市场和潜在利益。这一点早在70年前的“棉花大战”中表露无遗，正如《贸易战=阶级战》一书的作者马修·克莱因所言：“（美国）任何一次对华封锁，都是对自身利益的巨大伤害。”美棉曾占中国市场半壁江山
　　“向中国人推销美国棉布，犹如把冰块卖给爱斯基摩人。”这是日本《历史群像》记载的19世纪中叶中美早期棉花及衍生品贸易的情节。1844年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签署后，满心希望的美国商人却失望地发现清帝国“病而不死”，强大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排外意识，令美国人伤透脑筋。最恼火的莫过于美国棉纺业与航运业，美国独立后的100年间，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依赖南部棉花种植园、北方纺织厂和沿海航运业的密切合作，通过外销获取利润，扩大再生产。由于英法等欧洲列强控制大片殖民地，美国棉花及棉布产品只能在狭窄的国际空间里寻找买家，而刚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门的中国无疑充满“金钱的诱惑”。
　　然而，中国棉花及其手工土法织物，同样是中国传统出口拳头产品。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国纺织品仍然垄断远东市场。1860-1864年，上海的美国洋行不得不将滞销的马萨诸塞棉布转给英法联军和西班牙菲律宾总督，转而改行组织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但在西方武力掠夺、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的多重打击下，基于小农经济的中国棉花及纺织品产业最终衰落。188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约2200万美元，对华出口仅100万美元左右。到1902年时，美国对华出口已经超过进口，其中对华棉花出口起色最大。
　　从19世纪末起，以上海、天津、汉口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城市兴起，如同西方工业革命从棉纺业应用蒸汽机开始一样，大批中国民营企业家进口美国棉纺机器。本土棉普遍纤维较粗、易发散，机械处理中易生废棉，而美国棉花在品质、含杂、水分等方面具有优势，更适合美制棉纺机器。即便如此，国棉和美棉依然能打成平手，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中国仍是世界第三产棉国，皮棉产量超过1700万担。后来随着引种美棉成功，中国棉企和棉农在外商冲击面前仍保留有一席之地。
　　转折点出现在抗战爆发后。受战争、停工、价格差异等不利影响，中国棉产量出现断崖式下滑，1945年全国棉产量减至500万担。日本宣布投降后，内迁的各棉纺厂纷纷回归复工，需用原料激增，原棉短缺成为严重问题。为解决迫切需要，购买部分外棉应急本是应当，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却奉行“自毁长城”的政策。1946年2月4日，国民政府出人意料地颁布新“外汇政策”，公布汇率为2020元法币对1美元，当时物价较抗战前上涨约4000倍，而汇价只上涨约600倍。以当年5月间棉花市价为例，当时国内棉花市价每百斤9万元，美国市价折合法币仅7.2万元，占尽优势。1946年，中国各种进口美棉总数690万市担，超过全国纱厂用棉量的16%，此后这一比例逐年上涨，1949年解放前夕，占全国棉纺业半壁江山的上海工厂的美棉用量占到60%。廉价美棉潮水般涌进，本土棉价就此一蹶不振，抗战中支撑中国棉纺业的陕西棉区面积在1946-1947年净减少65%，大批棉农破产，继而让中国工商业更多产品失去销售市场。
　　不仅如此，美国售华棉花并非新品，而是出清堆积已达四五年的存棉。用美国合众国际社的话说，是“在世界上找不到市场的东西”。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毅仁说：“运华美棉中，常常发现已变成灰色的‘白花，里面还夹着下脚、屑子等垃圾。”1947年-1948年，美国还利用其控制的日本残余纱锭300万枚及美制棉织品运往南洋竞销，导致中国棉布、手帕、毛巾的传统销售市场萎缩。一名上海棉纺厂的经办人承认，如果1949年上海解放时间再拖后，对华倾销的美制卡其、阔幅被单等廉价棉织品将彻底挤垮当地棉纺业。
打组合拳摆脱对美依赖
　　1949年夏，面对共产党即将战胜国民党，取得中国政权的前景，美国杜鲁门政府提出“等待尘埃落定”的策略，希望用各种筹码塑造新中国的内外政策，一大法宝就是利用“棉花依赖症”。当时身在上海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沙利文写道，“一旦共产党人面对经济凋敝的严峻现实，他们将被迫改变目前的路线，看看上海纺织业是多么需要美国棉花啊。”
　　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前，美国一直有意识地用棉花出口管理来试探新中国的忍耐力。1949年5月31日，上海解放还不到一周，人民政权就开放进出口，从韩国釜山开来的荷兰商轮率先入关，卸下大批美棉，随后一个月，又有约21艘外轮抵沪，带来9405吨货物，其中8艘美国货轮运来的2000多吨棉花、大豆和小麦占了大头。美轮“中国胜利”号船长曾对香港报纸称：“红色政权十分欢迎我们。”然而，进口美棉需要用宝贵的外汇来购买，当时中国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长年存在巨额入超赤字。美国希望利用新中国对美棉的依赖症，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
　　但新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跟着美国的如意算盘走，而是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首先，从1949年下半年起，国家有计划地推动传统优势产棉区加大种植，并积极促成上海、无锡、天津等棉纺业发达的城市对接。6月中旬，当时中国两大工商业龙头城市上海与武汉进行高端接洽，发现武汉所在的湖北省不仅土壤、气候适于种棉，而且发现大批存棉曾因价格原因积压在农民手中，经过品种改良，完全可以顶替美棉，成为出产细纱的原料。
　　事实上，人民政府打破军阀割据、实现全国统一市场后，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和潜力得到充分体现。上海棉纺业曾在1949年10月提交报告，汇总各方信息发现，不仅湖北存棉尚有60万担，陇海铁路沿线及其以北地区也有存棉150万担左右，如能抢运100万担来沪，至少可以度过青黄不接时期。而位于西安的西北纺织建设公司打电报给上海各家纱厂，欢迎他们迁往西北，因为西北各省大量出产棉花、羊毛，光陕西省平均每年产棉在100万担以上，品质非常好，可工业最发达的陕西才有9万多枚纺锭，纺织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新中国还针对性调整优惠政策，推动棉花适量进口。这个政策与英国的需求一拍即合。当时美国正通过“马歇尔计划”挖空英国产业基石。按照该计划，英国在1949年分得美国援助共9.2亿美元，但主要是实物分配，美国借机塞进大量生产过剩的谷类、棉花、石油、烟草，而英国真正需要的大批工业原料却无从保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巴基斯坦等英联邦国家和南洋英属殖民地。新中国因地制宜地采取“先进口，后出口”的易货贸易方式，进口产品先抵达上海等国内口岸，然后相应的物物交换产品装船离开，用自己的生丝、茶叶、锡矿、钨矿等换来大批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棉花和英国棉纺机械。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克里普斯曾在议会坦言：“美国不愿采购英国货物，而我们需要的东西原本却只有在美元区里才能购得。现在是红色中国提供了解套的机会。”对华封锁令美棉退出中国
　　眼看用美棉左右中国对外政策的手段不见效，当1950年2月中苏签署《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及远东美军总部在围堵封锁中国的问题上达成统一意见。当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同时出兵朝鲜和台湾海峡，强化对华封锁。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棉花因在工业上是制造汽车轮胎、电话机线、车船风帆乃至制造高级火炸药的原料，结果也遭到严厉查禁。
　　讽刺的是，美国商家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头三个月里，对华出口的棉花数量创下新高，例如1950年8月美国对华出口从前一个月的300万美元猛增至890万美元，其中95%是原棉。客观上，这也为中国调整棉花供应争取了缓冲期。
　　面对美国日益露骨的封锁，1950年春，中央政府调整棉粮比价，各级政府又号召农民扩大棉田。当时东北棉区已获得丰收，苏北开发盐垦区种棉，加以新老解放区农村步入正轨，改良品种，产量都得到迅速提高。由于老百姓长期种植本地土棉，对种植美棉新品种没有信心，还怕多花肥料和人工，但各地政府、农会积极行动起来，不仅给予农资技术保障，江南不少地方政府保证每斤棉花换六斤半米，并可自由买卖。曾有干部给乡亲算细账——种一亩稻收350斤谷，而一亩棉田就可收150斤棉花，能多换300多斤米，这样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农民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因侵略战争而颓废的中国种棉业又以一场反侵略战争重新壮大起来。广大棉农干脆把自己改良的棉种称为“抗美棉”，表示决心把棉花种得又多又好，来抵抗美国侵略者。
　　与此同时，美国的封锁也没有阻断中国棉花外购的脚步。1951年10月，为应对中国存棉将尽、新棉乍到的缺口，苏联从中亚费尔干纳产棉区组织大批细绒棉投放中国市场，有力地支援上海等地纱厂生产。中国纺织业者也积极内部挖潜，尽力适应国内原料供应情况。上海等地纱厂有计划地把原来纺33支以上细纱的纱锭进行削减，改纺20支和20支以下的粗纱，棉织部分也减少外销布、花色布的产量，多织12磅细匹布和纱哔叽等中国大众所需要的商品。同时，纺织职工开动脑筋，通过检验分级，科学搭配国棉美棉混纺比例，并注意车间温湿度调节，实现原料替代。到1953年朝鲜停战，美棉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的分量已聊胜于无。
　　另一方面，受朝鲜战争和美国国内旱灾影响，美棉价格从1950年10月起持续疯涨，导致大批在解放战争时期迁厂至香港的华商叫苦不迭。据美国合众国际社1950年11月报道，香港各纱厂害怕无纱可纺，纷纷抢购棉花，但因存货有限，僧多粥少，行市一再挺升，最后变成“有行无市”，结果香港大小20余家纱厂都陷于原料荒。正如一名香港纱厂老板向美国记者坦言：“华盛顿能拿美棉要挟香港，拿捏日本，却对付不了共产党中国。” （据《环球时报》田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