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炸愈强的抗日“兵器库”

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生产的部分火炮（翻拍自重庆建川博物馆）。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同志们，猛进！猛进！”
　　1939年，随着华中重镇武汉失守，侵华日军南犯长沙，西窥宜昌，并频繁派出轰炸机群，空袭重庆等后方城市。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难时刻。然而，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一首激昂的歌曲在重庆嘉陵江畔传唱开来。
　　与这歌声相伴的，是长江、嘉陵江两岸越来越多的厂房里、岩洞中，轰鸣不息的机器、日夜苦干的工人，和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枪炮。
　　“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两年时间，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之手。地处长江上游，据夔巫之险，乘舟楫之便，有川滇黔广袤土地作腹地的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和战略大后方。
　　在担当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同时，重庆还肩负起为前线数百万抗日将士提供武器弹药的重任。自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重庆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八年间，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山城近十万兵工人，在物料、装备短缺，生活清苦、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满腔热忱，争分夺秒“创造犀利的武器”。炮火下搬来的兵工中心
　　重庆主城九龙坡区鹅公岩大桥头，一尊手握钢枪怒吼射击的抗日军人雕像，跨立石碑之上，面朝东方，日夜守望着奔流不息的长江。雕像下方的岩壁里，隐藏着百余个纵横交错的人工岩洞。
　　这里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旧址。而它的前身，则是创建于晚清，以“汉阳造”步枪显赫于近代中国的汉阳兵工厂。80多年前，在不断进逼的日军炮火下，这座当时的“兵工砥柱”几经迁徙，于1940年春定址山城。在此之前，当时我国最主要的兵工企业大多已在重庆落户复产。
　　“西迁运动，造就了重庆抗战兵工中心的地位。”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周勇介绍，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国兵器工业不仅力量薄弱，布局也极不合理，几个大厂，如汉阳兵工厂、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均在中东部且以沿海为主。随着战事恶化，这些工厂很快面临沦入敌手的危险。搬迁到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就成了必然选择。
　　尽管国民政府兵工署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就开始计划兵工企业内迁事宜，但由于对战局发展态势估计不足，加之顾虑迁移过程影响前线弹械供应，各兵工厂直到1937年9月至11月，才陆续动迁，多数兵工厂是在临近沦陷时才仓促撤出。
　　专事机枪、步枪制造的金陵兵工厂接到迁厂令后，职工们夜以继日将4300吨机器设备和材料拆卸装箱，于1937年11月底紧急撤离南京。因时局紧迫、运输工具奇缺，有一批物资实在没法运走。无奈之下，厂长李承干只好委托姚志良等三位工友和士兵留守照看，寻机抢运。虽然做了这样的安排，但并未抱太大希望。
　　12月6日，日军攻城部队兵临城下。听闻炮声的姚志良和留守同仁，找来群众协助，将剩余物资装上两条民船，在炮火硝烟中离开南京。随后一路顶风冒雪，水陆兼程，在工厂驻武汉办事处帮助下，终于在1938年2月将物资运抵重庆江北簸箕石码头。厂长李承干深为感动，赞叹道：“三君于国难极端严重时期，为国为厂，竟能不顾一己之安危，不独为国家保存数十吨物资，其艰苦卓绝之行为更堪资一般人所矜式。”
　　钢铁乃武器之母。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日军兵锋直指武汉，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钢铁资源——包括汉阳铁厂、钢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等在内的联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不得不于1938年6月自武汉迁往重庆。
　　天上飞机轰炸、脚下激流险滩，西迁之路，艰险异常。原钢迁会员工、已去世的王遴元老人，曾这样回忆：“走到湖北枝江，说完了，船快翻了。很多人就哭，小孩、妇女们都哭了。后来船主找我说，把这些（炼钢厂的）机器都丢到河里边吧，救人吧。我说，这决不可能！”“结果这个船倾斜到35度，好在下面是泥沙，没有碰到石头，如果碰到暗礁的话，那所有的设备、所有的人全部完蛋。”
　　历史档案显示，至1940年，我国兵工内迁完成时，兵工署直属17家兵工企业中，有11家驻扎重庆，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除当时尚不能自制的坦克、重型火炮外，这些兵工厂的产品涵盖了钢铁、火药、子弹、手榴弹、炮弹、甲雷、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战防炮等当时我国军队实际投入使用的几乎所有枪械弹品种，成为当之无愧的抗战兵器工业中心。
头顶轰炸创造犀利的武器
　　如今，“兵工署第一工厂”旧址经过保护性修复，成为以抗战历史为主题的“重庆建川博物馆”。依托当年开凿的生产洞体，展览着大量抗战时期的实物、影像资料等。
　　在兵工史展览区，一支支乌黑发亮的步枪、机枪，一款款军绿色掷弹筒、迫击炮，静静陈列着。“这些都是抗日的武器！像这款二七式掷弹筒，是当时重庆兵工企业自行创制的优秀兵器，性能远优于日军同类装备，在战场上有力杀伤了敌人。”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说。
　　自淞沪会战以来，抗战前线日渐激烈的战况，造成枪械、弹药大量损耗。历史档案记载：全面抗战爆发的最初半年，“由军政部及后方勤务部先后分别经发弹药，概计数量，步机弹药在二万万发以上。”使国民政府在战前积存的械弹几乎用尽。1937年11月，军政部报告“库存弹药只够20个师作战三个月”。
　　“抗战之初，我国基本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对日作战。后来苏联空军曾援华作战，苏德战争爆发后便停止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才开始援华，但由于我国的出海口已经全部陷入敌手，援华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和飞越‘驼峰’的有限空运，数量也是极有限的。”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告诉记者。
　　一面是抗日前线对武器、弹药需求之急迫，一面是外国援助之稀缺，为前方将士补充足够弹械的重任，就落到了大后方兵工厂头上。
　　然而，西迁以后，虽免除了受日军攻击占领的威胁，但各兵工厂机器设备有限，原材料缺乏等难题又接踵而至。危难时刻，各厂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力求迅速重建，早日开工，尽最大努力维持前线武器供应不辍。
　　已改称兵工署第二十一厂的金陵兵工厂，在厂长李承干组织下，自南京搬迁之始，即派人赴香港采购生产物资，并预先在重庆启动新厂建设。“各员皆分负责任，修建房屋与安装机器，同时并进，不使分寸光阴稍有浪费；各项机器，随到随装。各人员夙夜勤劳，尽忠不倦。”三个多月就完成了主要工程。1938年3月1日，二十一厂率先复工，当月就赶制出40挺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送往前线。
　　战时的重庆，缺电、缺燃料的情况时有发生。生产轻机枪的铜罐驿分厂，位于城区外的江边小镇上，由于这里未通电，只能靠自发电，兵工署配给了一台破烂不堪的445马力柴油发电机，却又无柴油可用。生产工作只能从“炼油”开始。化学专业的技术员李大声在一处山坡上搭起棚子，找来几个旧油桶，自己动手锻打铁器，又买来当地常见的桐油，经过一番摸索，竟然炼出了柴油，终于让机器轰鸣起来。
　　除物料匮乏外，各工厂还不得不应付日益频繁的敌机轰炸。1938年10月之后，日军几乎每周出动飞机，轰炸重庆市区。沿江布局以图运输、水电供应便利的各个兵工厂，成为重点轰炸对象。
　　为防空袭，第一工厂边生产，边在长江边岩壁上开凿出116个岩洞，建成22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厂房。各岩洞分工制造零件，通过腰洞相互传递，最终组装成武器。这种洞内串联生产方式，不仅躲开了轰炸，还提高了效率，为不少兵工企业效仿。
　　二十一厂则调整工厂布局，坚持在地面生产。铣工胡学佑曾回忆，重要的设备都是独立放置，间隔很远，每间厂房外还堆着木材和各类工具，“轰炸一完，我们就可以马上搭建临时厂房复工生产。”
　　尽管困难重重，各工厂在开足马力生产原有制式武器的同时，还不断改进、仿制新式武器，为前线千千万万正以“血肉之躯”与日寇作战的将士们，增添了不少攻防利器。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重庆各兵工厂改仿制武器达数十种之多。以二十一厂为例，在老式“汉阳造”基础上，结合德国八九式步枪，于1943年创制出一种新型步枪，比上述两型步枪更灵便、更安全，杀伤力也更大；改良升级捷克式轻机枪，能立射、跪射、卧射，还可以高射低飞的飞机，每分钟射速达250发至300发；新制一二〇迫击炮，最大射程5000米，较法国同类产品减轻一半，且操作灵便，发火精准。
　　掷弹筒是侵华日军频繁使用的步兵武器，抗战初期，曾给我国军队造成重大伤亡。1938年底，三十工厂试造成功二七式掷弹筒，装拆简单，调整射程需时极短，每分钟可发射20发，批量投入战场后，大大削弱了日军近战火力优势。五十工厂还于1941年成功试制出三七战防炮（步兵平射炮），用以对付日军坦克、装甲车。
　　“众多工厂互相配合，使效率不断提高，质量日益改进。1938年到1945年，重庆主要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亿发，炮弹近600万颗，步枪近30万支，轻重机枪3万余挺，火炮1.4万门，掷弹筒6.8万具，甲雷42万多颗。”唐润明介绍说，当时抗日战场所需的常规武器，诸如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等大都能充足供应且有盈余，轻机枪、迫击炮弹、步枪及枪弹，也基本能满足需要，重庆各厂对此起到了主要支柱作用。
　　（未完待续）
　　（据《新华每日电讯》张桂林 刘恩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