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姐妹是一家

1957年1月6日夜，潘光旦先生（左一）在川东秀山县石堤访问土家族老人。
潘光旦与土家族
　　费孝通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中，将民族识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划清哪些要识别的单位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第二，“如果是少数民族，他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如果说费孝通对穿青人的认定是第一个阶段的经典个案，那么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对土家族的确认，则是单一少数民族认定的典范。
　　1950年“苗族代表”田心桃第一次提出自己是土家族，1951年中南民族访问团再次遇到土家的问题，1952年下半年，田心桃与土家干部彭泊以及中南民院的五位土家学员联名上书党中央，又一次要求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同年12月，中南民委研究室派人进行了土家族的实地调查，向中央提交了《土家族调查报告》。此时，中央尚未正式开始民族识别，但土家人士的上书和中南民委研究室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当即组织专家学者对土家问题展开研究。1953年3月，担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的潘光旦先生，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潘光旦曾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多年，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与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并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又于1922年留学美国，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可谓学贯中西。接受任务后，潘光旦计划亲自去土家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可惜，由于他早年读书时练习跳高不慎摔伤了右腿,后被感染不得不截肢,从此落下残疾，考虑到他行动不便，中央统战部没有批准他参加实地调研。于是，潘光旦派研究室的汪明瑀等深入湘西考察，完成了《湘西土家概况》的调查报告；又组织语言学家王静如根据调查材料分析土家语言，写下了《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
　　潘光旦自己去不了湘西，就利用文献研究土家历史。他通读了《二十四史》，把其中有关少数民族活动的记载一一标出，分类抄录，写成了大量卡片。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记载极少，专门对土家的记载更少，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选摘相关资料，也只有潘光旦这样功底深厚的学者才能胜任。埋首书斋数载，1955年，潘光旦终于写下了长达13万字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用大量史料、确凿论据阐明：土家是古代巴人一支的后裔，是单一少数民族。
　　索文清告诉记者，这一结论在学术界可谓“一锤定音”，迄今仍是土家研究领域中的共识。可是，湖南省委的个别同志坚持认为土家人已经汉化，没有共同地域，土家语只是一种方言，认为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因此，湘西土家问题在行政层面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土家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呼声也没有停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6年3月，中央民委、中央监委、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等单位收到要求确定土家族民族成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上书和信函64件、747人。中央决定对土家族地区再进行一次考察论证。
　　这一次，一直希望亲赴土家地区进行实践调查的潘光旦终于如愿。1956年5月下旬至6月底，潘光旦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北京大学教授向达一起，对湖南省西北角的土家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潘光旦平时都是拄着拐杖走路，为了搞清楚土家人最真实的情况，他拄着拐杖走遍了湘西崇山峻岭间的永顺、保靖、龙山和鄂西来凤等土家人聚居区，道路实在崎岖难行的，就坐滑竿上山。
　　42天的艰难行程中，潘光旦听取了16次关于土家的汇报，进行了5次小型座谈，11次个别谈话。此外，他在路上碰到土家人就积极交谈，轿工、船工、食宿休息的饭店客店主人，甚至村子里赶集的村民、山坡上放牛的百姓、路边上下学的小学生，都成了他的访谈对象。
　　历尽艰辛，潘光旦终于掌握了详尽的一手资料，他在《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中谈了几点关键的调查所得：
　　湘、鄂、川、黔四省的“土家”总人口远不止三四十万人，其聚居程度“比我以前所了解的为高，龙山人口26万中15万即五分之三是‘土家’……”
　　土家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如过赶年、信奉“土老司”、跳摆手舞、织“土家铺盖”等。
　　土家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的语言。“就我们所接触到的部分地方首长和土家干部所谈，一般土家人中，60%以上都会说土家语，在土家人聚居最密集的区域里，会说土家语的则占90%以上。”
　　尤为重要的是土家人的自称和民族意识。各地的土家人均自称“比兹卡”，只是方音上有细微差别。自称的存在与坚持说明，“用到这自称的人不可能是苗族，附近的苗族大都自称为‘果雄’。更不可能是汉族的一部分，历史上从没发现过用两个音缀或三个音缀自称的任何汉族群体。”土家人的民族意识强烈，均要求党和政府早日肯定土家的民族成分。
　　根据以上情况，潘光旦认定“无论从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客观条件、主观要求等方面的哪一方面来说，土家应该被接受为一个兄弟民族”。
　　1956年6月，中央又派出了以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谢鹤筹为组长的土家识别调查五人小组。五人小组沿着潘光旦走过的路线再次详细调查了3个月，随后在湖南省委召集的汇报会上，与持反对意见的同志面对面辩论、探讨，终于达成了“确定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的共识。紧接着，湖南省委上报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公布。一场持续6年之久的土家族识别调查与争论，至此得以解决。
最后被确认的基诺族
　　1956年底，随着土家族、畲族的确认，中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已经有了52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一共是53个民族。至此，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自报登记的400多个族体，已经基本完成了识别。
　　此后，民族工作的重点从民族识别转入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项工作始于1956年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他说，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处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封建制都有，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要赶快组织调查，“抢救落后”，把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社会历史状况如实记录下来。于是，负责此次大调查的全国人大民委1956年组织了8个调查组，1958年又增设了8个，16个调查组涵盖了全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省区。参加调查的人员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机关干部、高等院校师生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者，人数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
　　中国最后一个被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基诺族的主要识别者杜玉亭，就在社会历史调查的这1000多人之中。1958年，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杜玉亭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工作，但他报到的地点却是位于昆明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即是对基诺人进行调查。
　　基诺人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山，自称“基诺”，古称“攸乐”。早在1951年，西南民族访问团就曾到基诺山的巴亚寨访问。1954年，云南省也派人到基诺山进行过调查、宣传工作。不过，基诺人一直被认为是彝族的一个分支，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的云南民族识别组由于任务重，识别人员有限，也没有顾及基诺人。
　　1958年11月至12月，杜玉亭背着行李去了两次基诺山，每次在山上一住就是十几天，与基诺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二次上山时，调查组派了彝族歌手金国富与杜玉亭同行。根据金国富提供的200个词汇，两人把彝语和基诺语对照后发现，二者在最基本的词汇方面有一些相同，多数词汇不同。基诺人独特的风俗也给杜玉亭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年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他们的墓地就像另外一个村寨，生者每天都要给死者送饭，年底举行仪式后，才把死者送走。”在调查报告中，杜玉亭写下了这些情况，不过，当时大部分学者的意见还是基诺人不作为单一民族确立。
　　与基诺人短暂相遇后，杜玉亭很快投入了其他工作，全国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一直持续到1964年。随后，民族工作几乎停滞了十多年。这段时期，西藏的门巴族和珞巴族分别于1964年、1965年被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而基诺人的识别，一直到1977年才迎来转机。
　　当时，杜玉亭已经调到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有一天四川民族研究所突然邀请他参加《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一书的编写。一直没有忘记基诺人的杜玉亭，当即告诉他们，基诺人识别对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双方一拍即合，征得党政部门支持后组成了“基诺人民族识别组”，就这样，杜玉亭第三次来到了基诺山。
　　识别组共有20余名成员，包括四川、云南及北京的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宗教学等领域的学者。集体调查后得出结论，基诺人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法结构接近彝语支、缅语支，但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基诺人受汉、傣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保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如村寨中有寨老、寨母等古老氏族长老，保留了对偶婚和群婚残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习惯等，因而认定基诺人为单一少数民族。
　　1977年12月3日，杜玉亭完成了经基诺代表人物认同的最终识别报告。第二年初，报告送至云南省民委，再报中央。1979年6月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公告确认基诺族为单一少数民族。如此，杜玉亭心中20余年的遗憾终于得以弥补，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也正式有了第56个兄弟。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正式确认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共56个民族。就全国整体而言，中国56个民族的格局基本确立。
　　此外，在历次民族识别工作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未识别民族，他们是指民族身份尚未得到正式确认，或已被认定为其他民族支系但尚存争议的群体。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有未识别民族人口640101人。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其中的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是民族大家庭的兄弟姐妹。（下）（据《北京日报》杨丽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