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电影团：红色影像的开拓者

白求恩大夫在手术中

　跟拍白求恩两个月
　《延安与八路军》真就全部散失在了遥远的莫斯科吗？吴筑清苦笑着说：“未必，可是找回来很难。”
　　1950年，在中苏合拍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中，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意外看到了《延安与八路军》中部分弥足珍贵的镜头，并且听到了熟悉的冼星海风格的配乐。
　　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曾派人去苏联找回一些《延安与八路军》的片段，这些资料，后来大多用在中央新影的影片《延安散记》等纪录片中。
　　1959年，中央新影的编导高维进到苏联搜集材料时，曾正式向苏联方面查问过这部影片的下落。苏联有关方面答，在苏德战争期间已将这部影片的全部底片和素材，交给了当时在“第三国际”工作的一位同志带回中国，至于下文如何，无从查究。那时，中苏关系恶化，到底是不想给，还是懒得找，或者压根没有，也就不得而知了。
　　《延安与八路军》这部中共自己拍摄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终究无法以全貌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电影团永远的遗憾，更是党的重大损失。
　　不过，不幸中也有万幸。离开延安之前，袁牧之曾和吴印咸商量，已经拍摄的几千英尺胶片，是冒着生命危险抢拍下来的，而且胶片体积大、分量重，背着这些宝贝远赴苏联，漫漫路途之中一切都难以预料，万一有闪失，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几经斟酌，最后将一部分内容相近的16毫米的底片暂时留在了延安。更为难得的是，有关白求恩大夫的影像素材因为没有在拍摄提纲中，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这部分电影资料后来在延安用手工冲洗出来，随东征纵队，用小毛驴驮着，历时九个月带到东北兴山（今黑龙江鹤岗市），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带到北京，如今保存在中央新影的资料库中。
　　2013年，为创作文献纪录电影《电影先锋》，中央新影的编导毕琼用一年时间，反复回看了这些胶片。
　　“走进资料库，会肃然起敬。”毕琼对记者说，其中有很多资料是迄今尚未面世的镜头，它们是如此的真实、生动，使人不得不感叹延安电影团的努力和心血。
　　毕琼发现，和很多主旋律影片不同，这些素材聚焦最普通的老百姓，朴实无华的画面却洋溢着热情和亲切。素材中，有在河北唐县举行的新战士欢送大会；有妇女们像男人一样拿起刀枪；有热火朝天的军工生产……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着重向吴印咸介绍了白求恩大夫，并特意安排他住在白求恩隔壁。随后，电影团跟随白求恩从冀西转战冀中，跟拍将近两个月。
　　画面中的白求恩大夫，用自制的医疗器械为百姓检查，细致地包扎伤口，还把一整套实用高效的战地医疗方案带给了八路军。无论走到哪里，白求恩都会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拥戴。
　　1939年10月，日军调集两万兵力向晋察冀边区发起了气势汹汹的冬季扫荡。28日，在距离摩天岭战场仅几公里的地方，白求恩将战地手术室设在了山坡上的一座小庙里。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不断被送来，小庙前的空地上已经排满了几十架担架，白求恩大夫头也不抬地忙碌着。就在此时，一束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他身上，吴印咸在拍摄影片的间隙，举起相机拍下了白求恩专注的神情。
　　就是在这次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不幸感染，几天后他又遭遇了另一次更加严重的感染，距吴印咸的拍摄仅两周，他就逝世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吴印咸拍摄的“决定性的瞬间”，不仅成了珍贵文献，也是艺术上的经典之作。
　　1962年，这些资料由中央新影编辑成纪录片《纪念白求恩》，白求恩大夫以最真实的面貌走上大银幕。
用土方法制作《南泥湾》
　　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结束，吴印咸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已经实现了当初的诺言，现在该往何处去呢？这两年来，延安展现出令人“着迷”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吴印咸，他请求组织停发每个月120块大洋的安家费，转而领取每月1块钱的边币。
　　吴印咸留在了电影团，却不知电影团正面临着被精简的危机。
　　1941年后,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延安难,电影团就更难了，胶片来源断绝,完全没有补给，只能用剩下的胶片,精打细算地使用。电影团没有胶片，就像战士没有枪，还能打仗吗？
　　为克服困难，延安实行“精兵简政”，不少文艺机构或合并或精简，但看似无用的电影团却被保留下来。在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向荣心里，摄影队的8个人和放映队的6个人，是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精英，散伙容易，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
　　为减轻政府负担，吴印咸带领电影团的人开荒种地，当年就做到粮食自给有余。他们还开办照相馆，举办了摄影展览，自主解决了办公费用和生活开支。
　　经费解决了，但电影团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作品怎么行？再难也要拍电影，当中央提出要拍南泥湾的时候，吴印咸把目光投向了最后的2000英尺正片上。
　　作为专业人员，他当然知道，拍电影需要用负片，正片是翻拍拷贝用的，而且这些正片都过期四五年了，感光度差，只要照明条件稍差，或者是移动的物体，就很难保证成像质量。可是条件如此，电影团已经别无选择。
　　1942年秋，在359旅进入南泥湾屯垦一年后，摄制组也开进了南泥湾。为了不浪费一格胶片，吴印咸全程掌镜，最终用1500英尺正片完成了拍摄。如今观众看到的挖窑洞、挥镢垦地、纺线织布、驮盐运输的镜头，洋溢着勃勃生机，和独特的艺术气息，都是因为出自大师之手。“可惜没有照明设备，没留下来晚上热火朝天的开荒场面。”吴筑清说出了父亲的憾事。
　　在延安进行后期制作本不可能，这个问题在拍《延安与八路军》时就遇到过了。但袁牧之几年未归，电影团哪敢再重蹈覆辙。
　　越是艰难，越需要榜样，为了尽快把南泥湾的事迹传扬出去，电影团决定因地制宜，用最原始的土方法，手工进行后期制作。
　　影片的冲洗，水是不能少的，而且需要流动水，延安是缺水的地方，更没有自来水，但是上天助人，驻地就在延河边，山脚下尚有几个深水井。电影团的小伙子们背水上山，又弄了几个大缸，反复澄清。没有灯，就用自然光曝光，房顶开个洞，肉眼观察阳光，寻找曝光的时机。
　　没有电影编辑机,甚至连一块放大镜都没有，剪辑自然不易。18岁就剪出《马路天使》的钱筱璋开动脑筋，找来一面镜子，把日光反射到胶片上，在方寸之间寻找着剪接点。最后，拍摄的1500英尺素材用上1300英尺，折损率降到了最低。
　　1943年2月4日，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俗称《南泥湾》）在延安首映。放映效果比起我国早期有声电影还要好，画面与音乐、解说互相烘托，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许多不明底细的观众还以为延安能制出“有声电影”，一面惊讶，一面自豪。
　　他们哪里知道，银幕后面演“双簧”呢!配乐用的留声机和唱片是从毛泽东那里借的，解说是工作人员通过小喇叭，现场向观众讲解。放映队带着这部片子和手摇发动机，走遍了陕甘宁边区，所到之处，都跟过大年似的热闹。
　　这一时期，延安电影团还为许多中共领导人拍过肖像。这些照片极为准确地捕捉到了人物的个性：温厚淳朴的朱德，灵活洒脱的周恩来，内向持重的董必武，心胸宽阔的林伯渠……这些以陕北窑洞为背景的照片，为后世留下了领袖们的延安形象。
　　他们还拍摄了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一系列大事件。现在看来，这些影片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超越时代的先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为了开辟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抽调10万名干部派往东北。延安电影团也接到命令，去长春接收远东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日伪的“满映”。
　　电影团在东北找到了新的使命，而远在阿拉木图的袁牧之，竟然与延安的同志们不谋而合了。
　　1946年春，在抚顺大街上，电影团派到东北的先遣队员钱筱璋猛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这出乎意料的相逢，令双方都愣住了。袁牧之，这位被延安电影团苦盼了整整五年的人，竟然出现眼前，钱筱璋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袁牧之也没有想到，钱筱璋会到战火中的东北来。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备尝困苦。直到战争结束，党中央开始安排留苏人员陆续回国，他才得以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出发，经过莫斯科和西伯利亚，和李立三等人回到祖国。这次赶到抚顺，是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报到。
　　这是多么不寻常的相逢！上海沦陷时，两人曾相约到延安去拍纪录片；奔赴延安时，钱筱璋曾为袁牧之送行，此后整整七年半，天各一方，却又在这关键时刻走到了一起。
　　袁牧之的到来，使接收工作有了带头人。但接收工作刚开了个头，国民党就把大批军队运抵东北，内战一触即发。作为战略撤退的一部分，东北局决定将接收的“满映”器材运往后方，并动员职工一起前往。
　　张岱感叹道，“东北局宣传部就三个半人，却要说服厂子里的上百号人一起撤，我到现在都想不出，他们是怎么做工作的，竟然把厂里的日本人都说动了。离开长春，连颗螺丝钉都没给国民党留下。”
　　“满映”整体迁往兴山市后，延安电影团的大部队也随东征纵队来到这里，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
　　袁牧之任厂长的“东影”创办时虽然艰苦，但成绩却非常突出，从1947年到1949年，他们创下了中国人发展电影事业的六个第一：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和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
　　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东影”又派出32个摄影队，陆续南下。一个摄影队，就是一台摄影机，一个摄影师，一位助理，他们不是战士，却永远冲锋在前。在这当中，有15批摄影队成员来自延安电影团，有三位同志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所有的牺牲与苦难，最终都凝结在胶片上。为延安电影团写书做传之后，吴筑清和张岱又有了新的期盼，她们说，“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延安与八路军》这部失散的片子找回来。”而中央新影把纪念延安电影团的纪录片取名为《电影先锋》，是因为这批人以超越时代的先锋精神，开创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下）
　　（据《北京日报》孙文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