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电影团：红色影像的开拓者

吴印咸在为毛泽东拍照

　伊文思赠送摄影机
　当时，共产党虽然制作了一批有影响的左翼电影，但是电影的审查权在国民党手里，连“抗战”二字都不能在电影里出现，更何况是无产阶级思想。
　　即使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新闻纪录片也只能宣传国民党和蒋介石，这就使中国普通民众和外国人了解不到，还有一支非常重要的中坚力量，在敌后浴血奋战。
　　更让周恩来深感遗憾的是，在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人员和设备，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都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因此，周恩来想要的不仅是一部纪录片,更是要着手建立党的电影事业。可是，电影远非话剧和文学那样，可以因陋就简地从大都市移植到山沟里，电影需要技术器材方面的准备，更要有一批专业人才。
　　拍摄共产党八路军的电影，没有共同信念的人是拍不出来的；在条件艰苦的地方拍摄，没有相当的艺术与技术水准是拍不出来的。而眼前的袁牧之，让周恩来下定决心，即使延安四面被围，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共产党也可以有自己的电影机构。
　　1938年初夏，袁牧之在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购买了一架二手的16毫米电影摄影机和近万尺胶片。这些器材现在看来虽然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非常昂贵，在经济条件异常困难之时,党拿出这笔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回到武汉，周恩来又安排袁牧之与荷兰摄影师伊文思会面。
　　伊文思是世界纪录电影大师，哪里在燃烧他就拍哪里。1938年1月，刚刚拍完西班牙内战的伊文思同两名助理，带着一架大摄影机、两台手提摄影机和2万米的胶片，通过美国援华协会来到汉口。
　　他原本准备立即奔赴前线，但却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监视，不让他与共产党人接触。后来，他争取到拍摄“台儿庄战役”的机会，并筹划秘密前往延安。但到西安后，国民党对他的限制更加严厉了，还要求他每晚7点以后不能离开旅馆。无奈之下，伊文思不得不返回汉口。
　　伊文思在中国9个月，拍出了心血之作《四万万人民》，其中有一段讲到拍摄受挫，经过秘密渠道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拍摄了一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开会的镜头。
　　即将离开中国时，伊文思表示想见一见中国的电影人，于是就有了与袁牧之的一面之缘。这两位电影人一见如故，听说袁牧之能够赴延安拍摄，但手头却只有一台16毫米摄影机时，伊文思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手提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留给他。
　　这突如其来的雪中送炭，让袁牧之非常惊喜，但伊文思是临时起意，并没有把摄影机带在身边，于是两人握手、拥抱，约定明日再见。
　　周恩来了解到这次会面的情况，非常高兴，但他不同意两人再会。他周密地考虑到，这次长谈恐怕已经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如果再会，说不定会有危险。周恩来提议，找个人替袁牧之去取摄像机，而且这个人应该很少在武汉露面。
　　摄影师吴印咸无疑是这次行动的首选。他自入行以来，几乎所有的电影作品都是与袁牧之合作的，袁牧之要想在延安拍出高水平的作品，自然也少不了他。而且，吴印咸在抗战爆发后，不避生死，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了《中国万岁》。然而,这部片子却因为表现了“平型关大捷”而被国民党当局视作“宣传共产党的反动影片”,连底片都被烧毁了。另外，吴印咸刚来武汉，不易暴露。
　　对于袁牧之突如其来的邀约，吴印咸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几十年后，他曾真诚地说:“我是个搞技术的,不懂什么革命道理,也就是有点正义感。”
　　正是凭着这点正义感，吴印咸乘坐周恩来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中山公园西侧的一条马路边。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一会儿，另一辆汽车驶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外国人。
　　“延安！延安！”伊文思用生涩的中文低声说了这么一句，就将一台35毫米“埃姆”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负片交给了吴印咸。那一夜星光黯淡，双方竟都未看清对方的样貌，直到1957年伊文思再度来中国，彼此都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才在明媚的阳光下，仔细端详了对方的面容。
八路军政治部电影团成立
　　1938年8月，袁牧之和吴印咸化装成普通的八路军战士，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在远处默默为他俩送行的，只有我父亲钱筱璋。为了不暴露目标，周恩来安排他继续留在国民党的电影机构工作，直到‘皖南事变’后，才去延安。”张岱说。
　　素有“千面人”之称的袁牧之，自从双脚踏上黄土高坡那一刻起，“千面”全都转变成了“一面”。他把自己只当成革命队伍里的一位新人，打着绑腿，过起了供给生活。
　　由于正式加入了八路军，袁牧之每月有5元边币薪金，这是延安干部中的最高标准。吴印咸是特邀摄影，每月给他老家发120大洋，供其家用。这个安排虽然周到，不过，比起吴印咸过去的工资水平，并不算多。
　　1938年9月，八路军政治部电影团，正式成立。
　　吴筑清说，电影团与当时延安的自发社团完全不同，是按八路军正规编制建立的军事机构，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电影和图片拍摄机构，而且直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并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
　　成立之初，全团只有6人，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学员中调来叶苍林和魏起担任剧务。
　　他们当中，从事过电影工作的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三人。徐肖冰抗战爆发前曾给吴印咸做过摄影助手，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进入抗大学习，没想到这次又在延安相遇，他还是他的摄影助手。
　　他们的全部家当被称为“两动三呆”。“两动”是指两台能拍电影的机器，35毫米的“埃姆”，是伊文思所赠；16毫米的“菲尔姆”，购于香港。“三呆”是指三架拍照片的相机，其中一台是徐肖冰的，另外两台是吴印咸拿出自己的积蓄购置的。胶片共有16000尺，再加上一些洗印药品，这就构成了延安电影团的全部生产资料。
摄制第一部纪录电影
　　虽然条件远比不上上海，但是他们却执着地相信，即将产生的是一部立意高远、无愧祖先的作品。吴印咸在拍摄手记中写道，“从祖先坟上开始我们的工作”。
　　1938年10月1日这一天，摄影机的转动打破了古柏林中的寂静。在庄严的黄帝陵前，刚刚成立不久的延安电影团开机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纪录电影，在此拍摄第一组镜头，可谓意义深远。
　　镜头一转，又转到黄土高原崎岖的山道上。1938年夏秋之间，2000多名爱国青年风餐露宿，从这条路奔向延安。延安为什么会有如此魅力？延安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是如何展开的？在导演袁牧之的计划中，人们将在《延安与八路军》中得到答案。
　　战争的残酷很快显现出来。两个月后的一天，尖锐的警报声骤然响起，延安遭到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轰炸，造成4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当时，吴印咸和徐肖冰正在窑洞里对摄影机做维护，一颗炸弹刚好在窑洞一角落下，屋子里顿时布满了灰尘。几乎是同时，吴印咸扑到桌子上，用自己的身体掩盖住了所有零件。奇迹般的，他没有受伤，一桌子的摄影机零件，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
　　延安的拍摄顺利结束，电影团将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特意为他们送行，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能力，但将来的工作是很多的。比如，现在拍长征不可能，过几年你们就能拍了。
　　在炮火硝烟、危险与忙碌中，战地拍摄转眼进行了一年，所拍摄的素材急需进行后期制作。于是，袁牧之携带拍好的底片返回延安，留下吴印咸、徐肖冰各带一组，分赴平西游击区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拍摄。
　　电影的后期制作工序复杂，延安不仅没有设备和器材，就连电都没有，该怎么办呢？在苏联的解密档案中，张岱发现了一份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绝密电报，其中介绍了片子的来龙去脉，袁牧之和冼星海的身份，以及这部片子的重要性：
　　原打算把这些胶卷寄往美国或香港，但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说，这些胶卷在寄往美国和香港的途中因海关警察的监督和检查有受损或被没收的危险。经过认真讨论后，我们决定将这些胶卷送往莫斯科显影，以使这些复杂的照片能正确地剪辑成影片。……请你们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时间一拖延，电影胶片就有损坏的危险。这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共产党和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战斗影片。它对国际和中国国内宣传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940年3月26日，延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会，迎接从苏联归来的周恩来。那一天，周恩来约见了袁牧之，告诉他党中央已安排妥当，让他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冼星海同行，前往苏联完成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离开延安时，组织上还把底片安排在周恩来的车上，免受国民党检查，保证了绝对安全。
　　在莫斯科，苏联方面很快将底片洗印出来，冼星海的配乐也完成了，正当准备进行剪辑时，一场风暴却不期而至。
　　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闪电战，莫斯科电影机构纷纷向后方撤退。袁牧之和冼星海听从苏联方面的安排，辗转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然而，就在他们互祝平安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装有《延安与八路军》所有底片的箱子竟然不知去向。
　　袁牧之尽最大努力打听和寻找，可是没有任何线索，他的呼唤在战争的轰鸣声中被淹没了，所有理想和创造都在瞬间灰飞烟灭。
　　更令人痛惜的是，因为战争原因，袁牧之被困在苏联长达五年三个月之久。冼星海因为长期劳累、贫病交加，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苏联，年仅40岁。
　　（中） （据《北京日报》孙文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