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杜威在中国

1920年，罗素和他的女秘书布莱克在中国。

　“西方孔子”
　1919年9月，秋季开学，在胡适的建议下，杜威开始在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胡适担任翻译。
　　这两个主题并不是杜威的强项，因此这也是他生平首次对自己的政治哲学进行系统阐述。但奇怪的是，这些演讲并没有留下英文原稿，以至于美国方面在编辑《杜威全集》时，也只能把胡适的中译本翻译成英语。
　　另据《胡适日记》记载，杜威不是一个擅长口才的人，但他每次讲演之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讲演的主要内容，都以书面形式事先交给口译人员，以便他们斟酌合适的中文词汇。
　　可见，杜威曾经把手稿给过胡适，但胡适从未公开。直到近些年，才发现了几篇杜威讲演的英文残稿，传记作家江勇振特地和胡适的翻译稿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有相当大的差距”。
　　“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新鲜学说，找到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人来中国推动，有些胡适自己不便说的，就借他之口来说，对社会更有触动。”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主任陈亚军分析道。
　　“在这里，人们对‘学者’有极大的尊崇，当然这是一种迷信，不过总归是件好事。”杜威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演讲的次数可能比我意愿的更多。”两年间，他在北大、教育部和南京高师做数个系列讲座，仅《教育哲学》就讲了足足四遍。
　　在江南一带的讲演行程安排得如此紧凑，以至于杜威一天之内需要辗转于三个城市。在北京，一场公开讲演的听众至少在三百人之上；而在南方，一场公开讲演的听众动辄上千人，甚至超过三千人。
　　这些讲演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刊上，全文刊登的讲演词就有58篇。后来“五大系列讲演”被汇编成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并在杜威离华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数都是一万册，可谓风靡一时。
　　庞大的听众群体决定了这些讲演虽不乏学术底色，但更是一种通俗教育。据统计，杜威在中国的全部演讲共有78个题目，这些题目是三个相互联系的主题，即现代科学、民主与教育。
　　通过杜威的演说，有关“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讨论形成了一股热潮，听讲的青年虽然未必能够彻底理解杜威哲思，却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思想启蒙。为此，杜威还被媒体奉为“西方之活佛”。
　　1919年10月20日，杜威60岁生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等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为杜威举办寿筵。
　　会上，蔡元培致词：“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有很多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方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会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
　　杜威与孔子同一天生日的说法，经不住考证，但这篇致辞却入选民国课本，被学生们反复诵读。在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蔡元培则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杜威在中国固然有大受欢迎的一面，但也常常被抵触。
　　《民国日报》就报道过教师逃离杜威演讲现场的现象：杜威连日所讲，都是注重学生自治，平民教育，实行社会服务。某教员听了，对同伴说：请他演讲，是请他劝学生用心读书，听我们的教训；哪晓得他总在叫学生革我们的命，真是岂有此理！遂逃席而去。
　　在教师队伍中，尚存阻力，在一部分官员中，就更是如此了。《申报》就报道了山东督军张树元的电文，力阻杜威赴济南演讲。
　　胡适还讲过一则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方还与杜威夫人之间的故事。
　　方还隆重邀请杜威夫人到该校演讲。在演讲前，方还请该校女教员转告杜威夫人，希望她在演讲时强调学生服从的重要性。杜威夫人婉拒方校长的意思。
　　胡适评论说：“方还既然怕新教育的思潮，就应该把大门锁了，不许杜威夫人进来，岂不很妙？既让她进来了，又要请她讲‘服从的紧要’，不但丢脸，也未免太笨了。”
　　保障女性在受教育上与男性平等，是杜威夫妇访华期间共同关注的问题。1920年，杜威在南京高师暑期讲习班的讲演，男女生都有，促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男女同校”。
　　也有让杜威夫妇眼前一亮的新女性。杜威家书记载，1919年6月，杜威夫妇在一位中国官员家中享用了一顿非常精致的晚餐，后人考证其为林长民。席上只有两位女性——杜威夫人和当时14岁的林徽因。
　　“她（林徽因）在当地的一所英语学校接受教育，说着漂亮的英语，此外还是一个有天赋、有趣的女孩。”作为林长民的长女，林徽因是接待杜威夫妇的女主人，而林长民的两位夫人都没有露面，因为要在二人中选出一位作为女主人会很尴尬，“我们被告知的原因则是她的母亲生病了。”
双星辉映
　　一系列演讲之后，原定的一年之期即将结束，杜威考虑过尽快回国。他觉得自己已经讲完了所有课程，甚至将他想说的一切都说完了。
　　但他后来改了主意，因为“还没有去过南方”。在华的最后一年里，杜威到过长沙、武汉、南昌、厦门、福州、广州等南方城市。
　　在长沙，杜威和罗素，当时世界思想界的两大巨擘，第一次碰面了。1920年10月底，应湖南教育会（由黄炎培主导）的邀请，两位国际著名学者同时登陆长沙，一同前来的还有蔡元培、章太炎、张东荪、吴稚晖等重量级人物。
　　在《中国问题》中，罗素回忆说：“我与杜威教授及其夫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湖南长沙由督军（谭延闿）招待的宴会上。在饭后的发言中，杜威夫人对督军说，湖南必须采取男女同校的制度。督军以颇似政治家的口吻答复道：此事要认真考虑，但湖南的情况还不成熟。”
　　这次中外名人学术讲演大会，共40多场，内容涉及哲学、教育、社会改造、男女平等诸问题。风云际会间，深深影响了当时的一位书记员。
　　其时，正值毛泽东参加和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他不仅前往听讲演，还应长沙《大公报》之邀，担任讲演会的特约记录员。
　　美国人杜威在长沙讲的是教育哲学，学生自治；而英国人罗素，来自刚刚打完世界大战的欧洲，在1920年的5月和6月还考察了苏联，讲的是《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
　　在彼时中国人眼里，这两位不仅是学术明星，更是动荡时局中降临的智者。
　　罗素有英国绅士风度，一站到台上就神采奕奕，口若悬河，赵元任更是出彩，能用各地方言进行翻译。尽管非常佩服导师的学识，胡适也不得不婉转地承认，同罗素的潇洒自如相比，杜威就显得木讷得多。
　　虽然罗素更有人格魅力，但他在中国得到的认可却比杜威少得多。
　　纵观演讲内容，“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革新”，契合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既规避了敏感的政治话题，又拉近了同国人的距离。罗素则模棱两可，一会儿劝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会儿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苏联提出了严肃批评，国人先是疑惑不解，“最后是讥评四起”。
　　思想激荡之后，毛泽东在11月中下旬写出了自己的想法，罗素“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这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
　　同毛泽东一样，国人对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论，逐渐从照单全收，转为批判反思。虽然在此后近一年间，杜威、罗素两人各逞辩才，讲演录也常常出现在同一张报纸的同一版面上，但批判之声，也时有见报。
　　或许是由于心情不佳，1921年春，罗素偶感风寒，竟转为肺炎，以至于病危。
　　幸运的是，罗素闯过了这一关，和杜威一样成了长寿的哲学家。不过，罗素已无心逗留，只想提前离开中国。哥伦比亚大学也几番来信，催促杜威在1921年夏天返回美国，开一门教育课和一门哲学课。
　　杜威归期将近，6月30日，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仍在来今雨轩为他饯行。杜威在掌声中缓缓地站起来，说了一番饱含深情的话：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
　　杜威离开北京那天，胡适连夜写了一篇《杜威先生在中国》的短文，为之饯行，他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同年，胡适的二儿子出生，胡适给儿子取名“思杜”，以表对老师的思念之情。
　　杜威回国后，仍对中国念念不忘，接连不断地在《新共和》和《亚洲》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对于中美关系，他说，“制裁在实践上不可行，任何朝着这个方向做出的努力只会恶化而不会改善国际关系。”
　　杜威的众多弟子则仍活跃在中国的各个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
　　陶行知结合中国实践，发展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原则，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新主张。他不仅在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还把自己名字的顺序换了一下，从“陶知行”变为“陶行知”。杜威曾这样称赞道：“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
　　192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法令》，遵循的就是杜威“发展儿童中心教育”的原则，其具体纲领也基本出自杜威的教育原理，如促进民主精神，推行生活教育，鼓励个性发展等。
　　1922年，中国施行的学制改革，所采用的美国模式（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及所提倡的设计教学、问题教学等教学方法，也体现了杜威教育思想。
　　不过，正如杜威所说，“理想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政府和教育，好政府的前提是好教育，但是好教育的前提是有好政治”。当时中国内外交困，杜威的理论可谓是不合时宜的先知，注定只能是“一时时尚”。
　　虽然在中国逐渐被遗忘，但杜威女儿说，中国一直是杜威深为关切的国家，这种关切仅仅次于他自己的祖国。
　　在中国发生了“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后，杜威联名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致电蒋介石，敦促释放“七君子”；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杜威又联名呼吁许多国家的政府元首和学术名人，号召抵制日货，阻止日本的侵略战争。
　　美国也十分看重杜威在当时中美关系上的地位。美国对日宣战以后，曾派空军于1942年在中国的几个城市空投传单，传单的内容就是杜威写给中国人民的公开信：“日本的文学、艺术、宗教都来自中国，待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必将重回精神领袖的地位，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徐国琦认为，杜威通过学生，或者学生通过他，都影响了中国美国的历史进程，这是中美之间一段非常独特的“共有历史”。
　　（下） （据《北京日报》孙文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