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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茂名晚报 第2019-11-20期 第12版:最解密

1919,杜威在中国

  杜威是20世纪的世界文化名人,哲学和教育大师。百年前,他访问中国,足迹涉及当时22个省中的11个。胡适盛赞自己的老师,“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杜威的到来,成了一种热潮、一种力量。在中国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之际,他大谈科学、民主和教育;在中国遭受异族侵凌的时候,他为我们向国际呐喊……
  在中国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发表了两百多次演说。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等近代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都奉他为思想导师。
  100年后回望这段历史,杜威影响了中国,中国也影响了杜威。这段文化交流,已经成了中美之间的“共同记忆”。
一次旅游
  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天,也就是1919年4月30日,一件事对中国知识界尤为重要——当代最著名的美国大哲学家约翰·杜威抵达上海。
  对杜威来说,这本是一次心血来潮的旅行,主要目的是游山玩水,没想到却在中国待了26个月。
  1919年,杜威将满60岁,在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界都成了开山立派的宗师,他的学问、人生也到了转折点。于是,他向哥伦比亚大学请了学术休假,应邀到日本讲学。这是一次难得的远东之行,但他并没有把中国列在计划之内。
  杜威夫妇在日本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款待”,消息传到国内,他的中国学生们雀跃不已,并迅速串联起来,要把老师请来。
  在日本,杜威先是接到了北大教授胡适的来信,邀请他顺便到中国讲学,在胡适的盛情之下,杜威有些心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也是杜威的学生,恰好又在日本,登门拜访,发出了正式邀请。杜威这才拿定主意,决定到中国来转转。
  杜威给胡适写的回信中,只说乐意到中国旅游,顺带讲演几次。至于在中国住上一年,则有点含糊其辞。多年后出版的杜威写给孩子们的信件,揭示了他当时的真实心绪:
  恐怕我们不会在中国停留超过六周的时间……两位中国绅士今天下午来拜访了,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安排此事,即我在中国住一年。妈妈颇为积极,但我并不赞同。我支吾着说好,但是否会有什么结果是另一回事。
  看来,对于在中国住上一年,杜威并无兴趣,更为积极的是他夫人;他之所以答应下来,不过是抹不开情面顺口应承而已。
  与杜威的消极形成对照的,是他的学生们的积极谋划。1919年3月12日,陶行知致信胡适说,建议“这件事我们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南”指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北”指北京大学。前者是新教育改革的重镇,后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打个公司合办”主要是筹措经费。杜威还在日本,蔡元培就已经代表北大向哥大校长发出了聘请杜威的电报。
  为了预热,陶行知等在《新教育》杂志出版“杜威专号”,胡适在北京做了四次讲演,系统地介绍了实用主义哲学,并重点介绍了杜威。关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胡适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流传至今的这句名言,在杜威尚未到中国时,就已经在教育界耳熟能详了。
  4月30日下午,日本客轮“熊野丸”泊近了上海滩。甲板上的一对美国夫妇,男的唇上蓄一簇仁丹胡,鼻梁上架着一副无边眼镜,头发已现斑白,女的头戴淡蓝色的遮阳帽,身着黛青色的长裙,沉静端庄,正是杜威夫妇。
  在欢迎的人群中,杜威搜寻着熟悉的身影。蒋梦麟个子最高,杜威一眼就认出了他,在他旁边是身材微胖的陶行知,以及微笑致意的胡适。这三位都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蒋梦麟和胡适还是杜威带的博士生。他们早早就从各地赶到上海,来迎接自己的恩师。
  简短的寒暄之后,三人把杜威夫妇送到沧州别墅(位于今南京西路1223弄华业小区内)。席间,胡适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请杜威到中国演讲的用意。
  听过后,尽管表面不露声色,但杜威的心里激起阵阵波澜,他已隐隐感到,这个古老的国度正发生着一场文化巨变,而眼前这位侃侃而谈的年轻人,就是旗手之一。
  早在两年前,也就是胡适师从杜威读博士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已经向旧文化发起口诛笔伐。陈独秀办起了《新青年》杂志,并给远在美国的安徽同乡胡适写信,邀其加盟。
  对于祖国发生的一切,一向思想活跃的胡适极为关注,于是在美国给陈独秀寄回了一篇稿子,后者把它发表在《新青年》上,这就是打响新文化运动第一枪的《文学改良刍议》。
  由于深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赏识,胡适一回国就做了文学院教授。彼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聚集了不少青年才俊,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
  在这群人中,尽管胡适年龄最小,但敏锐的思想和包容的性格,使他在几年间就成了领军人物。章士钊后来不无忧愤地抱怨:胡适简直成了无冕皇帝,青年们除了他的话,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杜威到达上海这一天,刚好是巴黎和会上中国最屈辱的日子,欧美列强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了日本,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但胡适等人并无预感。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向旧文化开火上,邀请杜威前来,就是要以老师在世界上的声望助自己一臂之力。
  对于胡适等赋予的使命,杜威并无准备,对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他也知之不多。不过,正因为知之不多,倒也不存在偏见。
  初到上海,他和夫人将上海、底特律和密歇根比较一番,“除了没有那么多烟囱之外,就描述不出太大的差别了。不夸张地讲,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化都市了”。
中国学生
  到沪的第二天,杜威一家由胡适等陪同,先是参观了申报馆,之后又到了一家比较大的纺织厂。在杜威的坚持下,众人到车间里转了一遭。杜威看到,工厂的工作条件非常差,10岁左右的女童竟占了大多数。他对此感慨万千,给女儿写道,你能想到吗,这些孩子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
  也许是有感而发,两天后,杜威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会场作了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千余青年冒雨赶来,热闹的场面简直与今天追星无异。
  说实话,杜威的讲演恐怕要让听众失望了。这位哲学家尽管光环明亮,但他讲话拖拖沓沓,穿着也邋里邋遢,实在算不上一个有魅力的学者。
  不过,青年们到场的目的,一是想听听杜威怎么说,另外就是想看看大名鼎鼎的胡适。
  一位青年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去听讲演的路上,我们竭力去想象胡适是怎样一个样子。我们都认为他应该是个典型的归国学者,笔挺地穿着西式服装,但当他伴着杜威走上讲坛时,竟是穿的中国长袍,举止谦和恭敬,与大多数的归国学者完全两样,完全像个传统的中国学者。”
  台下大多数的中国听众不懂英语,他们注意的不是杜威的英语表达,而是译者的中文内容。胡适等译者的口才调节着演讲现场的气氛,这弥补杜威演讲的不生动、不活泼。
  杜威尽管在西方世界声名显赫,但他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离不开胡适等学生的推波助澜。正如杜威夫妇家信中所说:“这些留学生在他们国内都有引人注目且受重视的地位,如果有一天,中国能真正自立而站稳了脚,他们远在美国的母校学院也将分享一份光荣。”
  的确,从1909年庚款留学以来,哥大培养的中国留学生逐年递增。哥大校友陈鹤琴讲,从1912年到194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就达上万人。
  胡适也是庚子赔款官费生,最开始在康奈尔大学读农科,5年后进入哥大哲学系,师从杜威。据胡适回忆,康奈尔哲学系的塞基派动不动就批评杜威,反而使他在1915年暑假对杜威发生了兴趣。
  胡适转入哥大时,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泰斗,哥大哲学系的首席教授;也是当时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美国多座学校以他命名;他还是功能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
  胡适慕名而来,选了杜威的两门课,却发现“杜威不善辞令。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的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下去。”
  许多学生都觉得杜威的课枯燥无味,据杨亮功(曾任安徽大学校长)记述:“不仅外国学生有此感觉,即是美国学生也不能免。因此我们这一班学生约有二十人,每人拿出美金五元请一位速记小姐,由她将讲辞速记下来,加以整理,分发各人。”
  胡适没有打退堂鼓,他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不仅听懂了,而且发现杜威用字选词严肃慎重,对老师更加推崇。
  那时,杜威一家住在纽约河边大道的一所公寓里。杜威夫人每月都要举行家庭茶会,邀集一些朋友和学生参加。聚集在杜氏家庭招待会里的,多是纽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胡适作为留学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把被邀参加招待会,看作是最难得的机会和光荣。
  不过,在众多学生中,杜威对胡适并没有青眼有加,胡适也曾在日记里埋怨杜威是“有眼不识千里马”。由此而来的一桩公案是,胡适到底拿到哥大博士学位没有?
  胡适日记记载他曾参加学位考试,并提交博士论文,但在口试后却没了下文。传记作家唐德刚推测,胡适在答辩中只是“大修通过”,也就是说,博士论文还存在很大问题,要修改后再重新评议。可是,胡适当时已经归国投身新文化运动,哪有心思再回美国改论文?
  博士问题曾困扰胡适多年,哥大校友朱经农就直言不讳地告诉胡适,现在外面很多人说你没有通过博士学位考试,是假博士,催促他站出来证明。但胡适只说质疑他的人是别有用心,却没拿出实质证据。
  朱经农有所不知,让胡适“暴得大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的。该书虽然在封面上特别题署“胡适博士著”,但哥大的档案显示,胡适直到答辩十年后才正式注册为该校博士。
  虽然学位受挫,但胡适终生都遵循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他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
  与胡适相比,师同出门的蒋梦麟则更受杜威赏识,他同时攻读教育和哲学专业,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
  陶行知尽管不是杜威直接指导的学生,但他在哥大师范学院也没少听杜威的课,一直把杜威视作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把同龄同乡的胡适视作自己最好的朋友。
  其他直接受业于杜威的中国学生还有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开创了中国幼教事业的陈鹤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师范学院院长郑晓沧等人。
  杜威来华时,他的这些学生均已崭露头角,于是杜威所到之处,无不是前呼后拥,大咖云集。(上)
  (据《北京日报》孙文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