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昕更“良渚遗址”发现第一人

　　7月6日，中国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在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意味着中国历史上下5000年的说法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而发现良渚古城的背后，有一位青年不得不提，他就是良渚遗址发现第一人施昕更。而这个注定载入史册的青年，并非考古科班出身，其一生短暂而传奇。
非科班出身干起考古
　　施昕更原名施兴根，1911年出生，浙江余杭县良渚镇人。虽然家境贫寒，但施昕更从小品学兼优，192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他兼修国画和西洋画时，得到了敦煌艺术专家常书鸿的指导。
　　1929年，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博会，施昕更的绘画功底派上了用场，当上了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管理员。因在博览会上工作出色，1930年春夏之交，施昕更进入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从事地质矿产工作。除了绘图，他在西湖边、灵隐飞来峰、宝石山进行野外岩石标本采集，走上了考古这个专业方向。
如何发现良渚遗址
　　触发机缘的原始事件，是当时博物馆正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1936年5月，古荡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的消息传出，施昕更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心思细腻、反应机敏的他发现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他在老家良渚镇一带见过，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联系在牵引着他：古荡考古发掘和杭县北乡的良渚镇，历史上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施昕更马上回到故乡良渚，终日在田野阡陌之间奔走。1936年11月3日，施昕更第三次摸底，有了突破，他于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带回了杭州。得到馆里的同意和支持后，本是从事地质矿产研究的他，立即转手做起了良渚田野的考古发掘。
　　根据记载，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施昕更参考了各种考古材料，尤其受山东城子崖发掘报告启示，悟及这些黑陶与城子崖黑陶文化为“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都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遗址。
　　当时，不少考古遗址都以发现地的现代名称命名，于是施昕更效仿此法，将此地命名为“良渚遗址”。
报告引起国内外瞩目
　　1937年4月，施昕更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该文是最早刊登的、叙述最完整的有关良渚文化的专论，从此良渚文化开始撩开它神秘的面纱。
　　1937年春天，施昕更写出了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一书，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施昕更凭借这部报告，以及在良渚文化考古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良渚遗址的发现者”和“良渚文化的发现人”的学术地位。
　　就在《良渚》交稿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书籍的印刷被迫中止。施昕更携带着这些文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徙兰溪、永康、松阳等地，在浙江省博物馆馆长董聿茂的呼吁和坚持下，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资付印《良渚》一书。
　　经过多次努力，1938年此书正式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后来因抗日战争的爆发，施昕更暂停了对古文化的发掘，加入到抗日救国中。
　　1939年5月，当时任杭县抗日自卫队秘书的施昕更感染猩红热，因无力医治，病逝于瑞安医院，年仅28岁。
　　（据《中国青年报》《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