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岩》诞生记

重庆歌乐山红岩魂广场烈士群雕

　　出版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红岩》，迄今发行量已超过1000万册，堪称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历史小说。它讲述1948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里，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与穷途末路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小说成功塑造了许云峰、江姐、华子良、成岗、齐晓轩等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尤其是江姐，经由电影、歌剧等艺术形式的改编和再创作，成为独具华彩的女英雄形象，流芳后世。
红岩故事
　　《红岩》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作个人回忆写作阶段，包括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回忆文章和宣讲提纲，以及他们对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其他幸存者的回忆文章的整理。其中较有代表性且与长篇小说《红岩》有较为密切关系的，有罗广斌、刘德彬等在1950年1月编印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以及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三人编写的《圣洁的血花》。根据学者钱振文的研究，最早对重庆解放前夕发生在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大屠杀事件进行个人回忆性书写的，是大屠杀幸存者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11.27瓷器口大屠杀》，以及杨祖之（杨益言）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等。
　　后来，当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受组织的委派和出版单位的邀请，编写有关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回忆材料，对写作便有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进入了写作的第二个阶段，或者可以称作国家记忆纪实文学阶段，具有了较为自觉的国家立场的追求。
　　1956年夏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里建立了传记文学组，并创办了一个新型刊物《红旗飘飘》。据长篇小说《红岩》初版本责任编辑张羽回忆：
　　创刊伊始，我们制订了一个包括著名烈士和英雄人物的一百多人的回忆录或传记名单，向四方征稿。当我们正在安排第二期稿的时候，收到四川省长寿县读者赵山林的一封来信。信中反映了四川群众的意见：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介绍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受到很大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
　　正是这封读者来信，促成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向罗广斌的第一次约稿。半年以后，他们收到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整理而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这就是1958年2月发表在《红旗飘飘》第6集上的纪实文学作品《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这也是红岩故事第一次以回忆录的方式与全国读者见面。
　　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将修改后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作为重点图书出版了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使红岩故事在全国广为传播，并被改编成电影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新中国红色经典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也推动了红岩故事从回忆录向长篇小说的发展，红岩故事的写作也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即长篇小说创作阶段。
宝贵素材
　　中共重庆市委为《红岩》的创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肖泽宽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密切关注和指导《红岩》的创作，不仅为创作人员请创作假，而且把几位作者专门抽调出来集中精力搞创作，还提议经市委同意，准许小说创作人员到公安部门查看当时控制极严、轻易不让人接触的绝密级敌特档案，提审在押敌特人员，为小说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素材。
　　长篇小说《红岩》在各方面的支持帮助下，于1959年8月完成初稿。但有关方面读后反响并不好，提了很多意见，包括“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等，作者一时也陷入迷茫之中。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重庆有关方面并没有简单要求作者按照当时的主流话语修改作品，而是给予了热情关怀和鼓励，采用了一些更符合创作规律的方式帮助作者深入领会这一题材的意义以及文学的时代要求。据杨益言回忆：
　　隔了几个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却热情约我们到北京讨论初稿。重庆市委安排我们去北京参观十大建筑，开阔眼界。1960年夏，罗广斌和我终于成行，到了北京。没有想到，我们到京以后，却被一件意外的事吸引住了。那时候，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内部展出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我们一走进展览馆，就立刻发现：原来，小说里缺少的一个重要东西，就是我们对解放战争的全局缺乏了解，心里不踏实，因而不敢放手描写那个时期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敌我斗争。一看全局，那么尖锐复杂、变幻无穷、规模空前的战局，毛主席、党中央尚可了若指掌，指挥若定，自己的心境顿觉豁然开朗，觉得小说中再复杂的斗争也可以组织了。
　　《红岩》书名的修改也是神来之笔。长篇小说《红岩》在此前的写作中，一直都是使用作者早先所起的《禁锢的世界》这个书名。直到小说最后修改定稿时，才被确定为《红岩》。该书名不仅格调高昂，而且预示了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与红岩村（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的关系，受到各方面一致认可。
好评如潮
　　长篇小说《红岩》在正式出版之前并不被看好，然而该书在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之后却好评如潮。用该书初版本责任编辑张羽的话说，“小说一出，洛阳纸贵。北京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开国以来少有的对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
　　首都文学界一批著名评论家对小说的高度评价，为《红岩》走向社会和读者提供了基本定位。其中，罗荪、晓立的《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朱寨的《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辉——读〈红岩〉》和阎纲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是较为突出的代表。
　　经过来自权威机构和著名评论家的评论和推介，小说《红岩》的声誉不胫而走。小说《红岩》出现一书难求的境况。各大城市新华书店门前，人们排着长队争买《红岩》，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大文化景观。（据《光明日报》周晓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