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史沫特莱的深厚友谊

　　1933年，鲁迅、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等合影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国际友人的传播，西方世界了解了鲁迅等一批中国进步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价值。
　　在上海，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结识了鲁迅，她为鲁迅庆贺了50岁的生日，为鲁迅主编的创刊不久的《萌芽月刊》撰稿；也追随鲁迅先生融入了左翼文学阵营，向国外介绍中国的进步作家，把遭受迫害的作家和艺术家秘密护送出上海……由此缔结下一段跨国文学缘。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十三人组成名单中，有两位女性委员：一位是宋庆龄，另一位是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治丧委员会有两名外国人：内山完造和史沫特莱。从1929年第一次见面起，史沫特莱与鲁迅的交往只有短短七年，但两人的友谊非常深厚。
　　一张生日纪念照
　　1928年底，38岁的史沫特莱辞去了柏林大学的教职。次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抵达上海。一次偶然的机会，史沫特莱知道了被誉为“中国高尔基”的鲁迅，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按照西方的习惯，史沫特莱先给鲁迅写信请求会见。据《鲁迅日记》记载，1929年12月25日“上午得史沫特列女士信，午后复。”得到同意后，27日史沫特莱在《世界月刊》编辑董绍明、蔡咏裳夫妇的陪同下，走进景云里的一幢楼房，轻轻叩开了鲁迅的家门。阳光斜照着二楼书房，鲁迅坐在靠窗的藤椅上与史沫特莱谈话。两人惊奇地发现彼此都懂德语，第一次相见，语言的相通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那时，国内一场文学论争刚刚冷却不久，文坛仍然弥漫着火药味，许多人士对鲁迅尚存有疑虑和偏见。这时，史沫特莱却以一个记者兼革命者所特有的敏锐来拜访鲁迅。
　　自此，他们经常书信往来，史沫特莱还先后由苏联塔斯社驻沪记者乐芬、美国记者斯诺等陪同拜访鲁迅。1930年2月10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董绍明来，并赠《世界月刊》五本，且持来Agnes Smedley所赠《Eine frau Allein》一本。”这就是史沫特莱托董绍明代为转交给鲁迅的她的自传小说《大地的女儿》的德文本。这本德文本《大地的女儿》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扉页上有史沫特莱的亲笔英文题字：“赠给鲁迅，对他为了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应鲁迅之约，史沫特莱开始为鲁迅主编的创刊不久的《萌芽月刊》撰稿。1930年5月1日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史沫特莱所写的《中国农村生活片断》。五天后，鲁迅在为周建人的《进化与退化》所作的小引中，还特别援引该文的两段话，来论述改造社会与改造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1930年9月，史沫特莱突然接到一个请求，请她租一家外国餐室。原来，9月25日是鲁迅的五十寿辰（按农历虚岁计算），冯雪峰、冯乃超、柔石等左联人士，想举行一场庆祝鲁迅五十诞辰的招待会和晚宴，但怎样租用合适的场地，令大家一筹莫展。史沫特莱富有革命经验，她颇费周折预订了法租界吕班路口靠近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的一家荷兰人开的印尼餐馆。
　　为防止特务破坏，生日纪念会提前几天秘密举行。史沫特莱和董绍明、蔡咏裳夫妇，还有两个左联的工作人员负责安全保卫。事前在马路的交叉路口安排了岗哨，几个人充当暗哨，守卫在餐馆的花园门口。
　　下午三四点钟，鲁迅携家人到达后，史沫特莱请鲁迅坐在餐馆里面一块草坪的藤椅上，按下快门，为鲁迅拍了一张生日纪念照，还将事先选购的一幅白绸子衣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鲁迅。暮色降临时，一半来客参加了晚宴和晚间的纪念会。亲自参加这次纪念会的冯雪峰回忆说：“十七日事是由几个人提起，即请史沫特莱去与荷兰人开的一个高级菜馆联系，每人自带四元钱，参加的人是事前联系好的，人不多，没有什么仪式，只请鲁迅先生坐在草坪上照了一个相。”
　　参加完祝贺鲁迅五十寿辰聚会后，史沫特莱思绪汹涌地写下了她的观感：“鲁迅……他矮小而孱弱，穿一身米黄色丝绸长衫，一双中国软底布鞋。他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头发像一把刷子，面孔的轮廓是最常见的中国人的模样，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一生仅见的表情最为丰富的面孔，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警的生动光辉。他的风度、谈吐和每一举手投足，都辐射出一种完美人格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似的笨拙而粗鲁。”
　　事后，史沫特莱将鲁迅坐在餐馆藤椅上的这张照片发表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在照片旁有一段文字介绍：“鲁迅——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摄于他五十诞辰之日，他还积极参加自由大同盟他的左翼文化团体。”这是较早把鲁迅介绍给美国的文字和照片。
　　连接两位“双子星”
　　1931年3月史沫特莱从菲律宾刚回到上海，就听到左联五个青年作家遇害的消息，其中就有参加鲁迅生日晚会的冯铿、柔石和李伟森等人。她满怀悲愤地赶到鲁迅家里，只见先生面色灰暗，两颊深陷，几天没刮胡须。这一天，她与鲁迅一起起草了一封呼吁国际援助的公开信。史沫特莱将宣言和鲁迅的文章译成英文，投寄到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也带往柏林、莫斯科等地。随后，世界进步思想家的抗议，扩大了这一事件的国际影响。鲁迅也由此成了史沫特莱平生最敬重的师长之一。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日军的狂轰滥炸，使全城陷入一片战乱之中。一天传来消息，日军的炸弹也投到了鲁迅居住的那片区域。史沫特莱让一个美国同行觅来一张军事通行证，乘着同行的采访车、手举通行证，闯过日军的重重防线，冒着危险赶往鲁迅家。
　　“我一边猛力敲门，一边用英语和德语喊叫，但是没有人应声。许多被困在家里的中国人，拒绝回答任何人的询问，有些，已经饿死，当时无法开门……”
　　几年后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她写下当时的情景，表达了对鲁迅安危的担忧。直到停战之后，方知鲁迅一家被日本朋友救出去藏了起来，逃过了劫难。
　　追随鲁迅，使史沫特莱迅速融入了左翼文学阵营，他们一起向国外介绍中国的进步作家，把遭受迫害的作家和艺术家秘密护送出上海。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史沫特莱全力向印度和西方介绍、宣传左翼作家的作品。这些工作，也促进她自身的成长。史沫特莱刚到中国时，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所知甚少，由于鲁迅、茅盾、丁玲等作家的帮助，使她在很短时间内就有了深刻理解。她将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中国的命运》（1933年）和《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年），第一次用英文向世界介绍江西苏维埃政权。
　　史沫特莱不仅是一位记者和作家，实际上她有着共产国际的背景，在德国柏林期间，她就参与了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她也很深地卷入了政治活动之中。
　　1931年8月12日，苏联间谍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这是事关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几天后，一封英文信件寄到宋庆龄寓所。这信正是史沫特莱写来的，请求给她5分钟的谈话时间。早在1928年11月，史沫特莱在奔赴中国途中，在莫斯科遇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宋庆龄——这是两人第一次相见。几天后，史沫特莱见到宋庆龄，她请求孙夫人牵头成立“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宋庆龄爽快地答应了。
　　史沫特莱也奔进鲁迅家里，请先生加入营救委员会。鲁迅坚定答应了。几个月后，由宋庆龄出面召集会议，“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宣告成立，32名委员中有鲁迅、史沫特莱、蔡元培、杨杏佛、斯诺和伊罗生等人。同在上海的宋庆龄和鲁迅，同是左翼阵营的领袖，然而1931年以前，他们两人却从未见过面。史沫特莱的牵线，为两人架设了一座桥梁。从此，宋庆龄和鲁迅一直并肩合力地奋战。
　　一封发往延安的电报
　　1934年至1935年，由于一些原因，史沫特莱借住在大陆新邨的鲁迅家里。许广平特地腾出二楼原来儿子海婴住的房间，改为她的卧室兼书房。
　　这一年，她帮助翻译鲁迅的作品，鲁迅也翻译她的作品，两人还合编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第一次向国内介绍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表现工人阶级疾苦的版画选。这本画集于1956年再版，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一本中文版画集。
　　史沫特莱被鲁迅的人格魅力和深邃的思想深深折服了，她这样介绍鲁迅：“在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他的政论性杂文兼有中国和西方的丰富文化渊源，糅合在精致有如蚀刻版画的风格之中。”并说，“激励着我的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
　　1936年3月，史沫特莱从一份《国际新闻》中读到了中国红一方面军北渡黄河，即将完成长征的消息。她立刻告知鲁迅，并建议鲁迅给红军发电报祝贺。由此，便有了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贺电。贺电犹如火石预言：“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此贺电在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全文刊出，成为中国红色历史的重要文献。以后，鲁迅又以挚诚的心情表达对共产党人的敬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以为同志，是目以为光荣的。”鲁迅和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事业，是视为同道的。
　　在鲁迅生病期间，史沫特莱情急之下，流泪恳求鲁迅出国试行住院疗养，并通过苏联驻沪领事将一切事务安排妥当。但鲁迅坚决地拒绝了，先生说：“不能每个人都走开，总得有人起来战斗。”1936年10月，在西安疗养的史沫特莱得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一时无语凝噎。她深情地说，鲁迅先生的去世，“不只是一件引我个人悲哀的事，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不幸”。
　　（据《新民晚报》李忆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