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百年

　　1921年上半年，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周恩来（右二）等合影。

一群打先锋的人
　　虽然延长了维持费，但“二八运动”并不成功，因为它把学生分裂成了蒙尼达派和勤工派。
　　勤工派以赵世炎、李立三、徐特立、王若飞为首，他们认为蒙尼达派向政府“求生存权、求学权”，是“食嗟来之食”，是“鄙视劳动”。而蒙尼达派则讥讽“勤工派是法华教育会的私党”。
　　留学生本就是弱势群体，分裂以后力量岂不是更小？幸亏，国家利益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6月，北洋政府不惜以印花税和筑路权作保，向法国当局借款3亿法郎购买军火，这一阴谋经法国报纸披露后，舆论大哗。当时兼任天津《益世报》记者的周恩来，特地从德国赶到法国调查内幕，一系列报道，使得刚到法国的北洋政府专使朱启钤和财政次长吴鼎昌颇为尴尬。
　　学生们不顾温饱，帮助六大华人社团散发传单，还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先后两次聚集在巴黎哲人大厦，召开拒款大会。
　　与上次的“二八运动”不同，这次“造反”，不单蒙尼达派和勤工派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就连勤工俭学生和在法华工也实现了大联合。
　　在“拒款大会”上，威风凛凛的山东、河北华工把驻法公使馆的电话线剪断，还在使馆门前泼上酒精，首次显示了华工的力量。
　　第二次“拒款大会”，陈箓不敢露面，他的秘书王曾思在几百名华人面前签下了“城下之盟”：倘此次中法大借款成立，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
　　大借款泡汤了，但学生们和中法政府的矛盾却越发激化。陈箓几次丢了面子，巴不得把这些找茬的学生都遣返回国。果然，坏消息传来：学生们一直翘首企盼的里昂中法大学，对他们关上了大门。
　　里昂中法大学由吴稚晖和李石曾等人筹办多年。在法华教育会的留法宣传中，这所蓝图中的学府，分明是为勤工俭学生而建。为了敦促法国政府用庚子赔款建立该校，李石曾还曾以勤工俭学生为筹码。
　　眼看这所期盼中的大学就要开学，但不论法国当局、中国驻法公使馆还是法华教育会，都众口一词地宣布：即将开课的里昂中法大学和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毫无关系。“大学于9月25日正式开学，新任校长吴稚晖已在国内招收了学生，不日将抵法。”
　　“有钱的，进学堂；穷学生，靠边站。”残酷的现实，把学生们最后的希望摔得粉碎。所幸的是，这时的勤工俭学生已经不是一盘散沙，多个团体共同确立了三个信条：一、誓死争回里大；二、绝不承认部分解决；三、绝不承认考试。
　　“老油条”陈箓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把所谓的“入学考试”安排在26日报名，而吴稚晖带着国内招收的富家子弟24日就要抵法。
　　除了直接行动已经无路可走。9月20日，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先发队”集结起来，蔡和森告别了怀有身孕的向警予，扛着油印机出发了。
　　第二天，里昂中法大学汇聚起125名悲壮的青年，因为被拒绝入校，他们在一间没有修缮的旧屋里冻了一夜。天蒙蒙亮时，几个持枪的警察推门而入，强行没收了大家的居留证。不久，手无寸铁的学生又被带到芒特吕克的兵营里软禁起来。
　　23天的囚禁，23天的抗争。10月10日，被囚禁的学生宣布绝食抗议，就在同一天，法国当局决定遣返他们。热血青年就这样在里昂的监牢里，认清了法国“自由、民主、博爱”的真面目。
　　1921年10月13日，是一个令中国学生感到耻辱的日子。那一天里昂市长走进兵营，宣布了学生们莫须有的罪名：“不经许可擅入室内”“侮辱市长”“过激党”……并给104名学生每人发了一套法国囚衣。蔡和森、陈毅、李立三、陈公培等人，就这样穿着囚衣，登上了“宝勒加”号的无等舱。
　　两年前，他们赴法求学，而今，却被驱逐回国。满腔的悲愤，最终化作了无上的信念。临上岸时，蔡和森对大家说：“咱们这一百多人也可以说是一百单八将吧。回国后，一定能闹出个赤色的新鲜世界来！”
一代人的命运抉择
　　陈箓和法国政府布下的陷阱，可谓水泄不通。但他们没想到，从这张网里溜出去了两条大鱼：一个是进攻里大的总指挥赵世炎，一个是敢跟陈箓拼命的“大侠”李鹤龄。
　　李鹤龄能从兵营里出来，全仗着自己人高马大，多高的墙都敢跳。赵世炎是“进占里大”行动的总指挥，属于重点监控对象，出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幸而有聂荣臻出手，这才留下了点燃欧洲赤焰的火种。
　　在当时的学生领袖里，聂荣臻还没什么名头，这倒有助于他实施营救计划。聂荣臻可不是个急性子，他先查看地形，而后“走后门儿”开了张出入兵营的通行证。
　　回到兵营，他借了个学生通行证，又拿着自己的通行证，反复往外带人。值班的法国人看中国人长相都差不多，也不细盘问。
　　最后一次用通行证的时候，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发生了争执，蔡和森说：“世炎，你是总指挥，你快出去想办法救人。”赵世炎说：“还是你出去，我留下来继续战斗。”李立三说：“你们都走，我留下来跟他们拼命。”眼看军警就要换防了，聂荣臻拉起赵世炎就走。他们刚走到门口，就被法国军警拦住，聂荣臻不慌不忙地说：“我是刚去探望学生的，不在你们的名册里，这位学生有通行证。”一边说还一边塞给法国兵50法郎，“朋友，喝杯香槟吧。”法国军警这才放过了聂荣臻和赵世炎。
　　因为没有居留证，赵世炎不得不独自流亡到法国北部。一张1922年4月的照片，显露了他的窘境。照片上，赵世炎穿着皱皱巴巴的工作服，头戴破帽，在落日的余晖下苦读。旁边的题词写着：“黄昏之贼”。
　　当时，他像一个“贼”一样，靠在乡下做苦工躲避着警察。比做苦工更让人心力交瘁的是，因为104位学友被遣返，他饱受同学们的埋怨和指责，差点自杀以谢天下。
　　求学不能，做工不得，反抗无门，群龙无首，勤工俭学生们在生存与毁灭的十字路口，不得不做出个人抉择。
　　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再也不碰自己主编的《工余》杂志，每天只埋头看书，用他的话说“工读主义在我身上彻底破产了”。当熊雄找到他，策划刺杀陈箓时，他当即表示参与，从此投身革命。
　　“越狱”的李鹤龄则在隐忍半年后寻得机会，用陈延年借钱买的博朗枪，对着陈箓扣响了扳机。遗憾的是，连发3枪均未击中。
　　在异国法庭上，李鹤龄义正词严，用流利的法语答辩，博得在场大多数旁听者的同情。由于旅法华人纷纷施压，老奸巨猾的陈箓只好假惺惺地致函法政府：“恕其年幼，从宽发落。”李鹤龄获释，不久就踏上了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旅程。
　　越是革命的低潮时刻，越要抱团取暖，凌寒破土的志士们已经感到“建立一个严格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依然是一个黄昏，亡命半年的赵世炎偷偷潜回巴黎，住进了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在这里，他偷偷约见了李维汉，商定了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间、地点、人员等。
　　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洛涅公园内的一个小广场上，18把翠绿色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少共”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22岁的赵世炎毫无争议地当选为第一任书记，中央执委是负责宣传的周恩来和负责组织的李维汉。其他15名出席成立大会的“少共”党员是：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佘利亚、袁庆云、王凌汉、陈乔年、傅钟、萧朴生、萧子暲、汪泽楷、李慰农、郑超麟、尹宽、任卓宣。
　　一年后，邓小平进入了“少共”的核心领导层，担任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还被大家赠予了“油印博士”的称号。
　　还是在戈德弗鲁瓦街的小旅馆中，不足10平方米的客房是周恩来的卧室兼编辑室，还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印刷所”，发行着“少共”的机关刊物《赤光》。
　　晚上，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尹宽等加班加点、挥汗如雨赶稿子；邓小平、李大章连夜刻印、装订。清晨，李富春的自行车早已等候在门口。有时，邓小平也不辞一夜的劳苦和李富春一起发送报刊，借此到李富春和蔡畅的家里去打打牙祭。
　　1925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中国大革命蓬勃兴起，留法的大批先进分子或回国，或转赴苏联学习，这场风起云涌的运动也逐渐步入尾声。
　　从运动的高潮到低谷，一群赤子聚在一起，走过激情燃烧的岁月，完成历史使命；另一群赤子，则选择独善其身，用点亮自己来报效祖国。
　　勤工俭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法国共产党党员盛成，在里昂失败后，一头扎进了法国光怪陆离的社会深处，隐居蛰伏十年，成了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是养蚕的生物学家，是写出名作《我的母亲》的作家，是教出了钱复、连战等学生的教育家，还被封为“达达主义”的鼻祖之一，最终在1978年重回祖国怀抱。
　　“这些在逆境中点亮自己的人，成了当代中国科技人才的富矿。”文史专家、高阳文化馆创作员史克己从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研究多年，他说“一部留法史，半个科学院”，这份名单可以列得很长：
　　曾经的翻砂工朱洗成了生物学界的一代宗师；著名的纺织学家张汉文，是布里法国学堂的第二批毕业生；电机专家侯昌国是毛泽东的同学和老乡；曹清泰用16年从法国社会底层读到了医学博士；天文学家刘子华因为预言太阳系中有第十颗行星而在巴黎一举成名；柳溥青发明的“人民币凹版印刷法”在印刷领域至今无人企及；陈光熙是第一个小型磁芯存储器的发明者；江克明是著名的汽车专家，负责新中国汽车行业的创建工作……
　　自然科学领域是这样，在人文科学领域同样是人才济济，硕果累累。
　　著名民族学家杨堃，师从法国汉学家葛兰言，1930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妻子张若名与周恩来等一同创建觉悟社又一同赴法，在法国文学领域卓有建树；张竞生，既是中国性学科的鼻祖，又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
　　在艺术创作领域，从法国归来的钢琴调音师任光，成了中国民族音乐界最负盛名的革新家和作曲家；革命诗人萧三，一首《国际歌》让他走进了不朽的历史；林风眠的代表作《人道》《痛苦》均是留法时期的作品……
　　在李春雷心中，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堪称同“五四”运动齐名的“双璧”，它们互为支撑，互为参照，互为因果，互为呼应，只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过程更为长久，参加人物更为杂芜，运动过程更为泥沙俱下。
　　这场运动中，有胜利亦有失败，学界说法不一。但在保定勤工俭学纪念馆中，聂荣臻元帅一封署名“荣臻跪禀”的家书，堪称该运动的出师表，信中写道：
　　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下） （据《北京日报》孙文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