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探秘

　　英籍探险家斯坦因
　　1月中旬，随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在央视火爆的文博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中亮相，尼雅遗址的公众关注度被推至了顶点。
　　1900年，英籍探险家斯坦因第一次踏足尼雅，发现了这处沉睡在大漠深处千年的古城遗址。由于当时国家贫弱，无数珍贵的文物被斯坦因带走。
　　1988年，一批考古工作者再一次来到尼雅，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新疆首个对外合作文物考古项目——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的成员。在将近10年的考察中，考古学家们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了无数震惊世界的历史遗迹。
　　那些静静矗立在大漠深处的房屋、佛塔、墓葬、简牍……讲述着千余年前一个古老文明的兴盛与衰落，也记录着百余年来一个国家的复兴之路。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
　　1990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年轻的考古队员刘文锁接到所里通知：准备进入尼雅遗址考察。
　　如今已经是中山大学教授的刘文锁至今记得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兴奋心情。“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满脑子都是美国电影《夺宝奇兵》中印第安纳·琼斯式的考古探险。”刘文锁说。
　　遥远而神秘的尼雅遗址，几乎满足了刘文锁对考古的所有期待。大漠黄沙，枯木荒城，充满了未知与神秘，遥远而苍凉。
　　上一次，专业考古工作者对尼雅进行大规模考察还是在1959年。那一年，刚刚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组织专业队伍对尼雅遗址进行调查和抢救性清理。当时从尼雅发掘出的东汉夫妇合葬墓轰动一时。墓中出土的蓝地印染棉布残片和棉布裤，被认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棉织物。
　　这次考察后，尼雅遗址的考古中断了，直到1988年这项工作才重新启动。这与日本僧人小岛康誉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以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相继开放。许多对西域着迷的西方人和日本人，开始到新疆各地旅行和投资。日本僧人小岛康誉就是其中之一。
　　小岛康誉不仅是一名僧人，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珠宝商。他创办的鹤龟宝石公司，当时在日本是一个拥有160多家分店的上市公司。
　　1985年，小岛康誉到新疆寻找宝石，辛苦了几天，却一无所获。一路陪同的新疆工艺品公司工作人员觉得过意不去，于是邀请他到克孜尔千佛洞参观。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开凿于公元4至8世纪，因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而列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克孜尔千佛洞中那些优美的佛教壁画深深吸引了小岛康誉。同时，壁画因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的残破现状，也令小岛康誉担忧。
　　陪同参观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小岛先生愿意出10万元，可以以他的名义修复一座洞窟。工作人员本是无心之语，没想到小岛康誉一口便答应了。回到日本后，他立即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汇来10万元钱。不久，他动员日本社会各界人士，筹集了1亿日元捐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门用于修缮克孜尔千佛洞。
　　刘文锁告诉记者，日本人一直对西域抱有一种情怀。佛教就是从西域一站一站传入中国，然后又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作为僧人的小岛康誉，对西域的历史文化更有一种宗教层面的亲切感。
　　参与克孜尔千佛洞的修复后，小岛康誉便与新疆的考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88年，他希望能找一个遗址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和学术研究。于是，尼雅遗址进入到他的视野中。1988年“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成立。
　　刘文锁说，小岛康誉非常有眼光，也非常精明，从选择尼雅遗址这个项目上可以看得出来。尼雅遗址既与佛教历史密不可分，又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极具学术研究价值。
　　项目谈好后，小岛康誉与日本京都佛教大学联系，组织了许多日本研究佛教、考古和环境考古的知名学者，参与到中日联合考察队中。
　　经过1988年的预备考察后，1990年正式的尼雅遗址考察开始了。
　　绕不开的斯坦因
　　说到尼雅遗址，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它的发现人——原籍匈牙利的英国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斯坦因1862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早年先后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学习东方学。
　　一直以来，斯坦因在中国人心目中形象不佳。提到他，人们多半会想到他蒙骗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王道士，盗走敦煌文书的劣迹。其实在盗取敦煌文书之前，他已经发现了沉睡千年的尼雅遗址，并运走了许多珍贵文物。
　　1900年，斯坦因带领探险队，从印度经克什米尔地区进入新疆，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中亚探险之旅。次年1月，在结束了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丹丹乌里克地区的考察后，斯坦因进入了尼雅河绿洲。
　　探险队本想在尼雅河绿洲休整一下，可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们就有了惊人的发现。这天，斯坦因的驼夫哈桑阿洪在巴扎闲逛时，发现一名当地农民从沙漠中带回的两块木牍上写着奇怪的文字。当他把这两块木牍拿给斯坦因看时，斯坦因惊讶地发现，上面所写的文字是一种早已经失传的死文字——佉卢文。
　　佉卢文是一种用来拼写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的文字。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河流域古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后来流行于西北印度及塔里木盆地的古于阗、鄯善等地区。
　　据佉卢文专家林梅村介绍，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使用佉卢文颁布了他的著名法敕；公元前2世纪，这种文字又传入中亚的希腊化国家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北部），也就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大夏。此后，佉卢文又被贵霜王朝使用，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
　　公元320年印度笈多王朝兴起之后，佉卢文逐渐在印度消失。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佉卢文退出印度的历史舞台后，却传入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精绝、鄯善等西域地区。直到公元5世纪，佉卢文才最终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变成一种死文字。
　　18世纪末，佉卢文被学术界发现。又过了大约100年，西方学者解译了这种文字。
　　受过东方语言学训练的斯坦因一眼便认出，木牍上的文字与公元1世纪流行于贵霜王朝的佉卢文如出一辙。在他的再三追问下，这个名叫伊卜拉欣的农民说，这些木牍是几年前他在沙漠中的一个遗址寻宝时发现的。当时，他认为这些木牍不值钱，所以将一些木牍遗弃在回家的路上，只带了少部分给自己的孩子玩。
　　斯坦因断定，佉卢文木牍的问世将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
　　斯坦因立刻雇伊卜拉欣做向导，前往沙漠腹地寻找那个不为人知的遗址。
　　他们沿着干涸的河道，穿过一片枯死的矮树丛，来到一大片古代聚落遗址中。散落在地上的碎陶片，用厚芦苇圈成的篱笆，还有一座沧桑的佛塔，都昭示着这片遗址十分古老。
　　这片遗址位于尼雅河下游、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距离今民丰县以北100多公里。尼雅遗址非常庞大，南北长22公里，东西宽6公里多，由几十处各种建筑群组成。遗址中有佛塔和佛教庙宇，一栋栋住宅和庭院、园林，曾经的林荫道、河道和古桥，还有两座城。
　　在伊卜拉欣发现木牍的地方，斯坦因和他的探险队员发掘出一百多片木牍。后来，他在《沙埋和阗废墟记》中兴奋地写道，他第一天的收获相当于之前世界上所有佉卢文资料的总和。
　　在一座不起眼的建筑遗迹中，斯坦因他们发现“每一层里都有木牍同各种废物混杂在一起”。斯坦因立刻断定，这是当时的垃圾堆。
　　这个大垃圾堆里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探险队在高出地面4英尺以上的陶器、草、毡片、皮革堆下面，发现了上百片木牍文书。在垃圾的掩护下，这些木牍逃过了太阳和风沙的侵蚀破坏，流传千年。
　　在编号N5的一套大宅院废墟，更惊人的发现出现了：其中一间屋子里，靠近墙边堆放了数百枚木牍。斯坦因把它形容为当时的“档案馆”。
　　斯坦因在尼雅挖掘的佉卢文书，绝大多数是木简牍，但也有25件羊皮纸文书。木牍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呈楔形和矩形的木牍，分别书写着鄯善王的谕令、契约、判决书。这两种文书都采取了巧妙的密封设置，一般是每两块木牍用绳子绑在一起，文字写在内侧；上面那片木牍上有一个凹槽，里面是绳结和封泥，封泥上再加盖印章。发件人将收件人或持有人的名字、头衔、文件的主题语等书写在木牍的外面，类似于后来的信封。只有将封泥弄破，或者将绳子割断，才能读到木牍里面所写的内容。出土时，有些木牍信封尚未启封。斯坦因他们打开时，看到内侧的文字墨色如新。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感叹道：这些字迹“犹如昨日所写的一般”。
　　这种精巧的“封检式”木牍，最早源自中国。在至今还未拆封的尼雅木牍信函上，人们能看到封泥上有不少源自古希腊的神像。有的封泥上是一个手持盾牌和雷电的雅典娜形象，有的则是“小爱神”厄洛斯的形象。在几件木牍的封泥上还加盖了汉印，其中一块木牍上并排盖着两颗印记，一颗是汉印“鄯善都尉”，另一颗是一幅人头像。
　　在尼雅遗址中，斯坦因不仅发现了写有佉卢文的木牍，还发现了汉字木简和各种各样的文物。汉字木简有一批是当时精绝王室成员相互赠送礼物的表文；另一批是西晋时期的简牍。还有一些文物充满了情趣，像一把“吉他”、中国最古老的木桌、木锁和钥匙、老鼠夹、鞋楦、“文房四宝”的木笔等。
　　这些发现，不仅展现出了汉晋时期古代西域绿洲生活的丰富景象，也展现了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一千多年前，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会。
　　第一次造访尼雅遗址，斯坦因共带走了595件佉卢文、汉文文书，以及大量的铜器、玻璃、纺织品、木器等文物，但是遍布遗址的官署、佛寺、民居、果园……斯坦因带不走。为了更好地调查和发掘，斯坦因为尼雅遗址画了一张平面图。
　　由于随身携带的给养有限，16天后，斯坦因不得不结束第一次尼雅之行，返回绿洲。当时他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重返尼雅，继续对这座“东方庞贝城”的考察。
　　斯坦因从尼雅带回的文物震惊了欧洲。“死亡之海”中竟然隐藏着一座神秘而有高度文明的古遗址，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学术界，都深深为之着迷。
　　5年后，斯坦因经过周密的准备和筹划，再一次踏上了中亚考察之旅。1906年10月，斯坦因第二次进入尼雅遗址。他重新测绘了遗址总平面图,并发掘出一大批文物,其中包括321件佉卢文简牍和11件汉文简牍。
　　斯坦因第二次进入尼雅获得的简牍内容非常丰富，除了私人书信外，大部分是公函。其中包括国王谕令、地方官的报告、契约等，内容涉及地方行政事务、申诉书、过所（即护照）、账簿、名册等，甚至还有残存的几件诗篇。
　　1913年至1916年，在第三次中亚探险期间，斯坦因又从尼雅遗址带走51枚佉卢文简牍和一些木器、陶器等文物。1930年至1931年，他第四次探险时再次进入尼雅遗址，发现了一批文物。由于新疆地方政府的干预，这批文物留在了喀什。
　　在国家贫弱的20世纪初期，西方探险家肆意出入我国西北边陲，如入无人之境，并带走了大批珍贵文物。愚昧的中国地方官，或茫然无知，或从中渔利，令大批历史遗迹和文物流失。
　　近年来，有人认为斯坦因学识渊博，并富有探险精神，而盛赞他为“敦煌学的创始人”，美化他在新疆、甘肃的探险活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刘文锁认为，这种说法是让中国人接受不了的。
　　“斯坦因的确是那个时代中，所有探险家里学术水平最高的。就当时的水平而言，他的发掘也最为规范，而且大多数文物，后来都在各国博物馆里得到妥善的保存。但是斯坦因对尼雅的发掘，又的确导致了尼雅遗址的快速毁坏。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刘文锁对记者说。
　　（上）
　　（据《北京日报》黄加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