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校从戎

　　四支队的成中学生合影，他们入伍时都是不满20岁的青年。
　　学生战士
　　1937年12月，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转移至离石县城郊。
　　上级党组织认为，“师生抗日游击队”的名称已经和当时的斗争形势不相适宜了，决定让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集体参加“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下称战总会），编列为游击第四支队，简称战总会四支队。
　　阎百真在《成成烽火》里写道，四支队的编制序列和名称是具有统一战线意义的，但实际上，这支部队政治上受到战总会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军事上由八路军120师贺龙、关向应统一指挥。
　　1938年2月，蒋介石宣布要反攻太原，八路军120师根据作战部署，担负切断同蒲路北段的任务。四支队奉命转移到120师前线指挥所驻地——岚县。
　　2月7日出发前夜，成中的全体师生发表了《为号召全国青年参战宣言》，写道：“我们反抗奴役，反抗压迫，反抗侵略。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心胸是热烈的，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捍卫祖国的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应当为了祖国的生存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岚县，作家周立波曾撰文描写了他所见到的“学生战士”。
　　“这些学生和先生的确值得人尊重，他们不但没有逃难，而且背起了武器，他们的胸前佩着的两个黄色手榴弹，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他们的脸色完全黑了，不像书生，真像战士。”
　　的确，经过数月的打磨，这些“学生战士”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了。
　　“队伍刚从清源出发时，学生们连夜路都没走过，夜行军一出发，走不了几百米，很多背着枪和背包的小同学就走不动了，一会儿就嚷嚷着要休息，一晚上总共才走了15里路。但是到了第二年，我们的队伍一天可以走80多里路，大家冒着秋天冰冷的雨水，一身泥，却没有人抱怨什么。”秦杰说。
　　到前线以后，四支队在120师主力部队的带领下学习打仗。秦杰记得，四支队第一次打仗，是在岚县附近的黄土坡打伏击战，“我们年龄小，老师没有让我们去，我哥哥他们参加了那次战役，四支队取得了胜利，把日本人打得四散而逃。”
　　那个春天，在主力部队的带领下，四支队在晋北前线打了好几个伏击战，紧接着他们又领到了新的任务——党中央提出要在内蒙古境内的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阴山山脉横贯于内蒙古全境，大青山位于其中段。这里是通往大西北的咽喉，也是陕甘宁边区的门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1938年春夏，当时在大青山进行武装抗日的中共党员杨植霖和刘洪雄先后来到晋西北，向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汇报了大青山抗战的情况，同时请求八路军挺进大青山。
　　鉴于大青山的重要地理位置，120师党委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7月29日作出部署，决定派358旅715团、师部直属骑兵营一个连以及四支队共2000余人，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根据大青山的地形，大青山支队改建成骑兵支队。
　　8月2日，在支队司令李井泉的统一号令下，四支队共642人向大青山进军。对于四支队的师生们来说，大青山的游击将是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到大青山的第三年，四支队终于真正进入了八路军序列，成为了八路军正规部队建制。
　　阎百真在《成成烽火》中回忆：“1941年12月5日，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于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的同志来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四支队被正式编为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所属独立骑兵营。
　　这些年轻的学生们经过4年多的历练，成为了真正的八路军战士。此时，刘墉如已离开了四支队，被党组织调回晋西北工作。阎百真写道：“此时，我们不禁想起了我们的老校长，他要是知道这一天，一定也会高兴万分的。”
　　大青山的游击生活是艰苦而危险的，令秦杰最记忆深刻的是两件事：队伍不断的转移和食物的匮乏。
　　大青山交通不便，枪支弹药经常补充不上，“部队要想补充弹药，就必须打敌人的据点，我们上了大青山以后，打了一些胜仗，比如攻入陶林城、解放乌镇等，同时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从1940年以后，日军对大青山的围剿就非常频繁了。”秦杰说。
　　日军的频繁扫荡，让这里的村庄都千疮百孔。老百姓家里也没有什么粮食，战士们在山上能吃到一点小米都是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吃山里的野菜果腹。
　　同时，部队必须每天转移，以防被日军发现。
　　“我们在一个地方都不能待两天，一般头一天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出发，走到半夜找一个山洞或者山岩休息，晚上我们就下山到村子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然后后半夜就要返回山上，第二天再转移到别处。”在秦杰的记忆里，他在大青山的5年中，几乎每一天都在不停地换地方。
　　成中的学生们经历了入伍后的第一次分离。由于工作的需要，四支队的一部分师生分散编制，有了新的岗位。
　　秦杰就是在此时和同学们分开，被安排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司令员的于占彪当机要秘书。
　　“四支队的人都有文化，都是中学生，那时候部队里有文化的人都是宝贝，我们就被抽出来编到地方工作，好多同学都分散开了。还有一些人去当了根据地的文化教员。”秦杰说。
　　作为机要秘书，秦杰能够看到往来于大青山根据地和中央的电报。“我经常在电报中看到某些熟悉的名字，我的一个又一个同学牺牲在大青山上，其中也包括我的哥哥。”秦杰伤感地说。
　　青山英魂
　　1939年的一天，秦杰在一份战报上看到了哥哥秦赞忠的名字。
　　那一年年初，四支队一连配合主力部队南下蛮汗山地区，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秦赞忠当时是一连的政治指导员，到蛮汗山后，秦赞忠和秦杰便失去了联系。
　　几个月后，在战报上，秦杰看到了哥哥牺牲的噩耗。
　　1939年部队进入蛮汗山地区以后，在土默川以东和凉城县的岱海滩边缘地带曾打过几次歼灭战，消灭了日伪军一部。那一年的5月，秦赞忠所属的四支队一连被从各地突然集结的数千日伪军围攻。
　　在紧要关头，秦赞忠让一连连长带着全连突围，自己和一些重伤员坚守山头，掩护连队，结果，年仅17岁的秦赞忠牺牲在炮火中。那次战役共有50位战士壮烈牺牲，其中很多都是成中的学生。
　　同在一连任排长的阎焕曜，也在蛮汗山和平寨附近对敌人的伏击战中英勇牺牲。
　　当一连在蛮汗山一带浴血奋战的时候，四支队二连挺近了绥西。身为连长的阎焕景带领全连将士在武川十区乌兰乌素村与敌人激战。激战中，阎焕景为了掩护战士们突围英雄牺牲，三兄弟中最小的阎焕春，在1942年武川三区的一次战役中为国捐躯。
　　阎氏三兄弟牺牲时，都未满20岁。
　　从1937年到1945年，成中的师生在大青山上坚持游击长达7年，有些学生在敌后游击战争中英勇牺牲，还有部分成中学生在执行部队交给的任务时，或是在地方党、政工作岗位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武生意、杜松山和刘俊三位同学，在武川二区乌兰花镇开展工作时被溃退的敌军包围，落入敌手，惨遭活埋。
　　董理安，1945年夏季受党的指派去蒙古执行任务。董理安等7人回国后在寻找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的路上，被一股未投降的日军包围，壮烈牺牲。一个月前，他刚刚得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这样年轻的生命，这样悲壮的故事还有太多太多。
　　1943年，秦杰离开了大青山，回到太原做情报工作。
　　从参军入伍到抗战结束，8年间，因为通讯条件所限，秦杰没有和家里通过一封信。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秦杰才第一次回家，但是由于自己的工作性质，他还不能告知家里哥哥秦赞忠已牺牲的消息。直到解放后，秦杰才告诉家人哥哥牺牲的真实情况。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秦杰的母亲听后，哽咽着说：“至少还回来了一个……”
　　解放后，成成中学曾与云山中学合并更名为“太原第三中学”。1992年，为了纪念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的伟大壮举，在原成中老校友的倡议下，学校恢复了“成成中学”的校名，并在位于太原市内的成成中学校址树立了一座“太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纪念碑”。
　　1986年10月3日，大青山英雄纪念碑在武川县人民公园的中心落成，以纪念在大青山牺牲的，包括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在内的2000多名烈士。
　　根据太原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成成中学建校至卢沟桥事变的13年中，共招生220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先后有近600人参加了革命，被反动当局逮捕43人、杀害4人，被迫转学25人。在抗日战争中，成中师生有近200余人牺牲在大青山这块土地上。
　　“当年的师生抗日游击队，大部分同学牺牲时只有十八九岁而已。受当时条件所限，大多数牺牲的战士都是就地掩埋。在那种复杂的环境里，也不可能及时把他们牺牲的真实情况告知家人。”秦杰不无伤感地说。
　　直到很多年后，那些烈士的父母才得以知晓，离家多年的儿子早已在大青山为国捐躯，甚至连尸骨也回不了家乡。
　　阎百真在《成成烽火》一书中深情地写道：“许多成中师生，以他们风华正茂的最佳年龄，光荣殉国，鲜血洒染了塞外草原，忠骨埋在大青山上。我们这些屈指可数的幸存者，对他们怀有崇高的敬意。”
　　一如成中师生在《为号召全国青年参战宣言》中的誓言，为了祖国的生存，他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下）
　　（据《北京日报》米艾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