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洒大青山

　　陈毅、粟裕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接见国际友人（左起：德国记者汉斯·希伯、陈毅、加拿大护士尤恩、粟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两访新四军
　　1939年初，在新四军卫生部负责人沈其震的陪同下，希伯与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杰克·贝尔敦等从上海出发，抵达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沈其震回忆，希伯在这里“会见了周恩来、叶挺、项英、陈毅等许多同志，都做了长时间交谈。我带他参观了士兵的营房、医院，还陪他到粟裕同志所在的支队。”
　　采访期间恰逢周恩来到皖南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希伯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并在3月14日欢送周恩来西上时，与周恩来以及新四军主要领导干部叶挺等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如今成了仅存的几张希伯照片之一。
　　采访结束，希伯很快完成了《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一文，寄到国外发表。在这篇报道中，希伯盛赞新四军“实际上是收复了被日本人占领的大片领土”，“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已经迫使日本人离开了他们的坚固据点，他们往往在其防区内遭到游击队和民兵的刺刀、大刀、手榴弹和轻机枪的突然袭击……”
　　希伯没想到，他笔下这支忠诚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日本人无可奈何的军队，没多久竟遭到了“自己人”的袭击。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同敌人谈判时被扣留，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杀害，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义愤填膺的希伯立刻拿起他那正义而锋利的笔，根据1939年春天对叶挺的采访，淋漓尽致地写下《叶挺将军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完成了日本军队想做而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即消灭了长江以南在南京和芜湖一带的新四军成功地建立起来并正在坚持的游击根据地。叶挺将军被囚禁，使日本人拍手称快，说这是重庆、南京和东京之间‘合作’的开始……”1941年4月，希伯又在《美亚评论》上大胆地发表《中国的内部摩擦有助于日本》一文，再次强调“重庆政府对新四军的进攻，和不断地分裂长江下游的人民抵抗力量，都是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不久，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消息传来，希伯激动不已，决定携夫人秋迪重访新四军。1941年5月，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接受了护送希伯夫妇去盐城的任务，经过周密安排，选派了交通员鲁平负责护送，尚在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书的陈志存陪同翻译。
　　多年后，陈志存撰写《护送国际友人希伯往盐城军部》，回忆了这段紧张的经历：一天上午，陈先从希伯住所的后门上楼，取了希伯夫妇的行李送上开往苏北的“安泰”轮，放在预先找茶房包下的二副房间里。傍晚，陈陪同希伯夫妇到外滩的一家饭店吃晚饭，在饭店里一直待到晚上9点钟，才趁着夜色把希伯夫妇悄悄带上船，送进包房。10点左右，轮船起航。午夜，船到吴淞口，等候日军上船检查，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幸好日本兵只走到舱口看了一眼，没有进包间查看就走了。船到苏北，又碰到日军两次盘查，都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巧妙通过。终于上岸离开港口，一行人本以为没问题了，雇了一辆独轮车装载行李，不料，走不多远又遇到伪军检查行李。希伯夫妇的行李箱里装有药品、纸张和打字机，伪军威胁说，这些都是军用物资，不准带，人也不许过。最后，陈拿出几条香烟塞过去，同时取出证件说希伯是医生，秋迪是护士，两人是应泰州一家教会医院的邀请前去，这才被放行。
　　此后，三个人同提前一天抵达的交通员鲁平会合，绕过如皋、东台，走了五六天才到盐城。这一次希伯夫妇见到了刘少奇、陈毅、粟裕等许多领导同志。为了欢迎希伯夫妇的到来，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在盐城大众戏院安排了盛大的欢迎晚会。随后，希伯夫妇在盐城参观根据地的建设、了解新四军的战斗生活、体验苏北军民的抗战活动和劳动、生活情况，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尤为难得的是，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北疯狂大扫荡，盐城沦陷，希伯夫妇也随军撤退到盐城西北乡，转战到阜宁农村。他们在村子里采访，和农民同在玉米地劳动，还跟随新四军战士参加了50多天的反扫荡战斗。
　　在上海时，希伯夫妇的生活相对安逸，沈其震曾回忆，希伯喜欢诗歌和音乐，常去咖啡馆听音乐，秋迪常在房间里插上一朵鲜花。苏北的这段艰苦而紧张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显然是极大的挑战，希伯消瘦了很多，但他的精神却相当振奋，不仅写了几篇长篇通讯，还完成了一本约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报道刊出后，国民党反动派声称新四军已经“解散”“不存在”的谣言不攻自破，但希伯完全不满足于此，他决定继续北上，到山东抗日根据地采访八路军。
　　最好的旅行
　　希伯决定到山东进行采访时，新四军领导考虑到去山东敌后路途艰难，而且日本侵略者的大扫荡即将开始，比较危险，劝他暂勿北上。希伯却执拗地坚持了自己的要求，说：“正因为这样，我更要去！那里从没有外国记者去过，那里需要我！许多问题，我到那里才能找到答案。”最后，新四军军部尊重了这位国际战友的迫切愿望，派部队护送他北上。希伯与夫人秋迪暂时告别，秋迪回到上海，以便将希伯从敌后寄来的稿件从上海租界转寄到国外发表。
　　1941年八九月间，希伯在新四军的护送下越过古运河，到达陇海铁路附近。由苏北北上，只要一过陇海铁路，便进入山东抗日根据地了。可通过这条铁路并不容易，史料记载：“在陇海铁路东段，日本侵略者为了确保运输安全，铁路线封锁得很严密，五里一个据点，三里一个碉堡，沿铁路两边在许多地段都挖了护路壕，布上铁丝网。护路壕有一丈多宽，一丈多深。日本兵有炮楼的地方，在交通沟上架了用铁链和滑轮操纵的活吊板，放下吊板才可以通过。日军的铁甲车装着钢炮，还定时沿铁路来回巡逻……”
　　尽管如此，日军的严密控制却从来无法切断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事先得到通知的山东115师派出了一支小分队，在陇海铁路南迎到了希伯，随后，小分队护送希伯瞅准敌人活动的空当儿，有惊无险地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
　　很遗憾，当年穿过铁路的具体过程如何，已经无人能够还原，能够肯定的是，1941年9月12日，希伯和护送他的八路小分队顺利抵达山东抗日根据地临沂。希伯对这一段特殊的“旅行”既兴奋又自豪，到山东后不久，他就完成了名为《在日军占领区的旅行》的通讯。王火告诉记者，当年他搜集资料时，还有不少人记得这篇通讯的内容——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占领”了山东，但是，希伯一个反法西斯的新闻记者，却在这个“日本占领区”自由自在地旅行，在这个地区遇到了千千万万武装的抗日战士和人民，在这个地区到处瞥见那些“皇军”的破盔烂甲和碎裂的“太阳旗”。后来，希伯还在山东军民欢迎他的大会上骄傲地宣称，“这一次到中国的敌后方来，是我生平一次最好的旅行。”
　　临沂，是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工会（山东省政府前身）以及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115师师部将希伯安排在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住处不远的两间瓦房里，为他配备了乡亲们凑起来的桌椅、茶壶、茶碗、热水瓶和洗脸盆等生活用品。出于安全考虑，师部给希伯配了警卫员和一支防身手枪，但希伯认为自己是以记者名义采访的，不佩戴枪，就不属于交战双方，日本侵略者就不能随意侵犯他的人身安全，因此，他委婉地称自己的武器是笔。
　　拒绝佩戴手枪的希伯确实在山东度过了一段平静而新鲜的生活。在他停留过的费东县（今沂南县以南和费县东北一带）许多村庄，许多老百姓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记得他，他们称希伯为“外国八路”，生动地向王火回忆当年的情景：希伯身材高大，一头卷曲的褐发，蓝眼睛，高鼻梁，常常背着一个牛皮图囊，图囊里有地图，还有一个单筒望远镜，图囊外拴着一只搪瓷杯和一条毛巾。他一见到山东老乡，就热情地弯腰同大家握手，用不流利的中国话说：“我叫希伯，你好！”
　　希伯的到来给淳朴的山东老乡带来了欢乐，大人、小孩儿都围着他好奇地看个不停，大人给他煮面条吃，儿童团员亲热地叫他“老希大爷”，以至于希伯后来向时任山东分局主任秘书的谷牧说：“我真像个明星！人民追着我，围着我，一双双友善的眼睛望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天外来客。而我，却有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
　　当然，希伯从没忘记他的本职工作，他跟山东军民打成一片，白天采访，夜里写稿。八路军领导、农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游击小组甚至日本战俘，都是他的采访对象。很快，他就写了《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两组长稿。
　　工作之余，希伯给远在上海的夫人秋迪写信，邀请她来山东看看，顺便取走自己的文稿。久别重逢，希伯陪着秋迪到老乡家里看摊煎饼，到田头看收地瓜，他们走到哪里，都受到老乡们的热情欢迎。尤其是对秋迪这位外国女士，老乡们更是殷切招待。关于这段时间的生活，谷牧在《深切怀念汉斯·希伯同志》一文中回忆过一个小插曲，有一天，希伯一本正经地对谷牧说：“你们最好把我的夫人早点打发走，我都有点吃醋了。”谷牧还以为他们夫妇之间闹了什么别扭，忙问他什么原因，结果希伯回答：“我的夫人没来这里时，我每到一处，大人、小孩儿都围着看我，我很神气。她来了以后，我和她走在一起，人们都去围着她看，再也没有人理我了。”谷牧禁不住哈哈大笑，没想到秋迪也幽默地反击：“你在这里受到这么久的优待，我都没有吃醋，我来这里才几天，你就吃醋了，实在是器量太小！”一句话说得大家又大笑起来。
　　可惜，战争环境下这样充满笑声的生活总是短暂的，不久，日军的“大扫荡”开始了。山东分局决定让秋迪提前回上海，并劝说希伯一起回去，希伯却坚持留下。于是，希伯与秋迪再次分别，谁也不知道，这次分别竟然成了这对革命夫妇的诀别。
　　（中）
　　（据《北京日报》杨丽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