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丸之父”顾方舟

　　2019年新年伊始，被人们呼为“糖丸之父”的著名病毒专家顾方舟驾鹤远行。
　　顾方舟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
　　顾方舟幼年丧父，上世纪40年代遵从母亲心愿，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留学苏联，从事病毒学研究，从此投身新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1960年代初，顾方舟举家搬迁去云南，创建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自主研制脊灰糖丸活疫苗。历经四十载不懈努力，终于使我国实现了无脊灰状态。
　　遵循母愿报考医学院
　　顾方舟是宁波人，他说自己之所以名叫方舟，是因为宁波附近有一个方桥镇，他的哥哥出生在那里，所以取名“方乔”；桥下有船，所以弟弟就叫“方舟”了。
　　顾方舟父亲顾国光是东吴大学出身，毕业后一直在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做事，这种家庭在当时收入是比较高的，类似于今天的中产阶层。但天有不测风云，顾国光突然患病去世，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家道中落。顾国光是因为黑热病去世的，这是一种地方性传染病，死亡率极高。他当时在海关工作，经常要到轮船上检查货物和旅客，在船上感染这种疾病，不久就去世了。
　　顾国光去世后留下一笔保险金，顾方舟母亲将几个孩子留给宁波的外婆照料，自己用这笔钱到杭州投考广济产科专门学校，准备当助产士来养活全家。上世纪30年代中期，顾方舟母亲到天津开了一家产科诊所，顾方舟兄弟几人也从江南水乡来到了海河之畔的这个北方大都市。
　　做助产士非常辛苦，工作没白没黑，顾方舟母亲疲于奔命，检查、产前准备、消毒、接生都由她一个人完成，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顾国光原来曾在天津做事，有很多朋友、老乡和同事，这些人看到顾方舟母亲生活艰难，都尽量帮忙。一位姓钟的老医生出于对顾方舟母亲的同情，将自己的房子租给她做诊所；还有一位叫丁懋英的产科医生对顾方舟母亲帮助也很大，顾母不是医生，遇到难产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资格处理的，这时她就会求丁懋英帮忙。丁懋英是沪上名医丁甘仁的女儿，留英出身，为人热情大度，上世纪30年代在天津英租界开业行医，对顾方舟母亲照顾有加。多年以后，顾方舟对当年往事还是历历在目：“我母亲受的苦，是我们长大以后才慢慢体会到的。一个妇女养活三四个孩子，这不可想象。在旧社会，没有人帮忙，职业妇女没办法在社会上立足。”
　　因为丈夫的病和自己的经历，顾方舟的母亲对医生这个行业非常崇敬，她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也能学医。她总是对孩子们讲，医生是人家来求你治病，你不用去求人家。顾方舟对母亲这段话印象特别深，也理解母亲心里的苦楚，所以考大学时遵从母愿，最终被北京大学医学院录取。
　　北京大学医学院是六年制，顾方舟1944年入学，当时日本人还没投降，等1950年毕业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在学校里，顾方舟接触了许多海内外知名的学者教授，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严镜清先生。严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顾方舟同是宁波老乡，他很喜欢方舟，方舟也特别喜欢他教的公共卫生学这门课程。公共卫生范围很广，包括妇幼卫生、营养卫生、工厂学校卫生以及卫生防疫等等。严镜清讲课时特别有激情，因为讲授这门课程，必然会涉及到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正是由于严先生的影响，顾方舟毕业后才选择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研究，而没有像妈妈希望的那样去当一名医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顾方舟知道，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但公共卫生却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让幼子以身试药
　　大学毕业后，顾方舟被分配到大连卫生研究所，这个所主要负责研究预防传染病的各种疫苗。不久，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选派了375名科研人员到苏联留学，各行各业都有，医学方面选了30名，顾方舟是其中之一。
　　顾方舟一行坐火车从东北满洲里出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到了遥远的莫斯科。在国内集合时，顾方舟就决定将病毒学作为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向，苏联方面将他分配到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学习。顾方舟在苏联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乙型脑炎，他的毕业论文是《乙型脑炎的免疫机理和发病机理》。1955年学成回国后，顾方舟去了位于北京昌平的卫生部流行病研究所，此间第一次接触了脊髓灰质炎防疫研究。
　　脊髓灰质炎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儿麻痹症，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主要有发热、咽痛和肢体疼痛，以儿童发病为主。1950年代，这种病在国内发病率特别高。脊髓灰质炎是由病毒传染的，破坏脊髓神经，导致肢体麻痹。曾经有个家长背着患病的孩子找到顾方舟，这个孩子已经瘫痪了，他的爸爸对顾方舟说：“救救孩子吧，他以后还要走路啊！”顾方舟无能为力，只能对这个家长说：“抱歉，我们对这种病还没有治愈的方法。”多年以后，顾方舟脑海里还深深印着那位家长绝望的面孔和眼神。
　　1950年代末，顾方舟正式开始了脊髓灰质炎研究。1959年，医学科学院派他去苏联考察脊髓灰质炎疫苗情况。当时世界上有死疫苗和活疫苗两种，死疫苗能够产生抗体保护个人，但不能阻止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扩散，并且费用昂贵，生产和免疫程序也很复杂；而活疫苗能够引起身体变化，不但能产生抗体，而且还能阻断病毒的传播。经过调查研究，顾方舟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使用活疫苗的建议，卫生部采纳了这个方案。后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使用活疫苗的技术路线，这是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的一个重要决断，也是顾方舟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后来顾方舟从苏联导师那里拿到了脊髓灰质炎活疫苗样本，卫生部成立了一个组织协调组，顾方舟担任组长，组织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等相关单位，开始实验性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第一批生产了500万份。
　　疫苗的各项检定通过以后，还需经过三期针对人的临床实验。第一期是少数人，需要几名孩子来做安全实验。但当时外人不了解情况，没有人敢来一试。顾方舟的儿子还不满周岁，符合条件，实验室其他几位年轻人也都有两三岁的孩子，于是便让这些孩子口服了疫苗。一个多月过去了，孩子们什么事都没有，第一期临床实验顺利通过。
　　第二期临床实验需要扩大口服范围，最后也顺利通过。第三期范围更大了，共计500万份，卫生部协调北京等十几个城市7岁以下孩子服用。顾方舟他们将孩子分成两组，一组是吃疫苗的，一组是不吃的。实验结果出来后，两个组对比相差很大，这说明脊髓灰质炎疫苗不仅有效，而且十分安全。
　　顾方舟和他的团队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一辈子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
　　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需要大批猴子做实验，云南那边猴子来源方便，并且中科院在那里还有一个动物研究所，有些问题可以就近请教，所以医学科学院决定在云南设立一个猿猴生物站。后来随着情况变化，最终在昆明建立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所设在距离昆明市区几十公里的荒郊野外，非常偏僻，没有人愿意去。顾方舟在回忆录中说：“这得有人去啊，我就下决心把我老妈、我老伴连孩子一块儿都接到山沟里去了。你说咱不带头谁去？我等于是带了个头去的。”
　　当时有人劝顾方舟，你一个人到云南就行了，没必要全家都去。但顾方舟觉得自己一人去，人家会说你没打算长期在那里，还是没人会去。后来他和母亲、妻子商量，决定举家入滇，他们一家四口从北京坐火车到贵阳，然后从贵阳坐汽车到了昆明。
　　到云南后，顾方舟和同事们自己动手，建实验室、修公路、盖宿舍，什么都要自己干。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还整天干体力活，经常饿得晕头转向。顾方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因为粮食不多，食堂大师傅怕大家提意见，蒸饭时单独用碗来蒸，每碗称好几两米，每人一碗，保证绝对公平——我想，这样的故事今天的孩子可能都听不懂了。
　　昆明所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顾方舟和同事们培养病毒，培养细胞，真正做到了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据顾方舟回忆，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去国外访问途经昆明，专门到研究所了解情况。顾方舟一边走一边介绍说：“我们要大批生产，让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吃到这个糖丸疫苗，这个病最终一定会消灭。”周总理开玩笑说：“那这样你们以后不就没事干了？”顾方舟急忙回答：“那倒不会，以后还会研究其他病。”周总理点点头：“对，要有这个志气。”
　　2000年7月11日，顾方舟与其他专家一起，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上签字，中国从此进入无脊灰国家名单，当年的愿望成为了现实。
　　（据《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