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工程

　　“86工程”
　　“卅二万种”有了音信，“神秘人物”的身份也得以确认，可是该怎么将这块宝玉从仓库里请出来呢？
　　1980年8月2日，《北京晚报》刊发《宝玉完好无损 艺人愿献技艺》一文。王树森通过报道呼吁，希望尽早见到宝玉，并愿意竭尽全力，把它琢成传世之作。
　　同时，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市玉器厂也逐级呈报，申请用翠材制成大型工艺美术珍品。报告文件到了国务院，万里、张劲夫等几位副总理签署、批准此议，并指示轻工业部全权负责。
　　又经过层层审批，直到秋天，王树森才第一次走进了那间“库中之库”。在几只大灯的照射下，四块石头呈现在人们眼前，最小的一块重77.8公斤，最大的一块用桔红色的漆标着重量：363.8公斤。它们块大、绿多、地子灵、水头足，还有一块宝石上赫然写着几个黑色小字：“卅二万种”！
　　数十年的追寻终成正果，王树森俯下身，面颊紧紧贴着标有“卅二万种”汉字的那块石料，欣慰的泪水夺眶而出。
　　此后，轻工部用红头文件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因该任务拟定于1986年完成，故有“86工程”之称。
　　为什么这四块翠材会牵动了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其实理由很简单，因其是国家资产并存于国库，如果想动用它必须经国务院批准。而且，那时候是计划经济，这几块玉要雕成国宝由国家珍藏而不是外贸产品，因而是国家工程。
　　将制作大型翡翠工艺品列为国家工程，这不仅在新中国，在历朝历代也是头一遭。
　　晚清以前，翡翠在中国的玉文化中并不显山露水。云南督府曾将翡翠贡进内廷，但乾隆帝对雕工不甚满意，大多都被驳回而未收留。慈禧当政后，因为其喜爱翡翠首饰，才带动了当时的流行风潮，使得价钱水涨船高。比如，宫里曾为慈禧太后造翡翠镯子、耳挖勺、钳子等4种17件器物，共耗银39994两，每件合2352.59两，在当时来说可谓天价。
　　玉器史上堪称“国家工程”的遗存，并不多见。从元朝的《渎山大玉海》（1265）至清乾隆年间的《大禹治水图玉山》（1788），相隔了523年，才出了几件敕造的大型玉器，无不是集全国巧匠、用数年之工完成，但它们都不是翡翠制品。
　　翡翠四宝既然要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工程，与历史上的《渎山大玉海》《大禹治水图玉山》比肩，自然需要慎之又慎。
　　1982年11月9日，四块巨翠从国库武装运抵北京市玉器厂一座三层小楼内。从此，这里自成一统，封闭管理，24小时都有人轮班值守。
　　为了不留遗憾，轻工部先是在全国征集方案，上海、扬州的老艺人纷纷出谋划策，图纸画了几百张。不过，在第一轮评审中，北京玉器厂的想法最多也最为具体。这不光因为王树森与巨翠有着特殊渊源，还因为这里大师云集、人才荟萃。
　　北京市玉器厂坐落于龙潭湖畔，这里曾是京城手工业聚集地。新中国一建立，政府就将失散的个体玉作艺人组织起来，建厂建社，从业人员达千人。1958年，在此基础上建起的北京市玉器厂，不光拥有“四怪”，还有王仲元、夏长馨、高祥、张云等一批大师。
　　良工得美玉，那是三生有幸修来的造化。这四块巨翠犹如潜龙在渊，久隐于世，如今近在眼前，哪个玉雕人愿意错过这百年一遇的机会？
　　第二轮评审中，仅玉器厂厂内就收到题材设计方案39个，设计图纸78张。此后又经过39选16，选8，8选4几轮筛选，最后按照传统的“量料取材、因材施艺”八字原则，初步议定一号料做泰山、二号料做香薰、三号料做花篮、四号料做插屏。
　　既然是国家工程，为什么“86工程”拖到1989年才完工？参与“四大国宝”设计制作的郭石林大师、蔚长海大师异口同声地告诉《北京日报》记者，卡在题材上了。
　　查阅“86工程”的档案，研讨题材的专门会议，先后竟达42次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设计人员听专家授课、外出考察和实地采风。有的方案认为四块大料应分别雕琢，有的认为四料应合一雕琢一件整体巨制，而具体内容则有名胜古迹、革命领袖组像、著名工程、花鸟花薰、五谷丰登、太平景象等，可谓百花齐放。
　　1985年4月，轻工业部才将最终方案与图纸正式呈报国务院，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张劲夫、田纪云等批示：同意方案并组织施工。显然，到1986年完工已经不可能，新的通知要求：作品在1989年完成，作为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献礼。
　　“86工程”正式启动后，由王树森大师领衔，5位玉雕大师分别担任4件作品的主创人。他们是：一号料陈长海、张志平，二号料蔚长海，三号料高祥，四号料郭石林。此外，还有50多位玉器厂的精英参与，涵盖老中青三代。即便是技艺超群的高手，在开工前已培训了两年半之久，相当于读了个大专。
　　为题材把关、参与出谋划策的艺术顾问团队更是令人惊叹：美协副主席刘开渠、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国家文物局专家王世襄、雕塑家钱绍武、画家李可染、李苦禅、黄胄、华君武、徐北汀、黄永玉、郁风，书法家启功、曹辛之、祝缅，雕塑家傅天仇、刘焕章、邹佩珠，红学专家周汝昌，金石学家朱家晋，工艺美术家郑可、唐克美、张臣杰、郭效儒，玉器收藏大家马北辰，电影文学教授陈山，作家王名时，知名记者韩笑鹏……
　　如此庞大高端的专家阵容，足以说明“86工程”牵动了整个中国艺术界。
　　玉磨人，人磨玉
　　翡翠四宝之前，中国玉雕史上，工期最长的当属乾隆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用时6年。而“86工程”，自1982年国务院批准开工，到1990年6月30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首次展出，整整用了8年。
　　这8年，人磨玉，玉磨人，从郭石林给记者讲述的4号料的故事中，就可见一斑：
　　4号料虽然最小，但在四块翡翠中“色泽最美、质地最优”，是“卅二万种”的精华部分。由于翡翠呈长方体，大家一致认为是做插屏（屏风）的好材料。
　　插屏上雕什么图案呢？这可就考验磨玉人的境界了。
　　1982年11月30日，轻工业部副部长季龙亲自参加了“86工程”的第一次方案评审会。他说：“国宝不仅器型要大，更重要的是气魄要大，要做到‘一看惊人’的效果。”
　　听着部长的话，郭石林脑子里浮现出一幅“东方醒狮”的图像。会后，他连夜绘制了一幅草图，送给师父王树森。王树森看着画稿，默不作声，揣摩良久后开口说：“石林啊，醒狮气魄确实很大，但总觉得还不对味儿。‘醒’者，觉醒也，这是20年代中国的写照，而如今，似有不妥了……”郭石林连连点头，深深被这位老艺人的艺术底蕴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所折服。
　　1984年10月，为了题材设计方案，郭石林随王树森第四次上泰山，年近古稀的老艺人竟登上了泰山之顶。
　　他们在岱顶探海石上观云海奇景。雨后初晴，但见云海浮波涌动，诸峰时隐时现，像是海市蜃楼；忽而风力加大，只见云海开始拉长，上下翻腾，继而倒海翻江，不断蜿蜒向前……
　　王树森灵感一现，他一手抓住郭石林的胳膊，一手指向前方，低声喊道：“石林，你看！那是什么？”顷刻沉默，二人异口同声，几乎同时喊出了一个字：“龙！”
　　老人对郭石林说：“我们的方案有了，就是‘东方巨龙’！如果说‘东方醒狮’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觉醒’，那么‘东方巨龙’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崛起’！正合4号料插屏的题材。”
　　从泰山回来后，郭石林翻阅了大量关于龙的资料，搜集上百张从先秦到明清的龙纹图案，并到北京的北海、故宫观摩九龙壁，到山西大同考察九龙壁、五龙壁，画了很多张临摹图稿。
　　红山玉龙充满神秘幻想色彩，商周玉龙具有狞厉美与神奇感，秦汉玉龙凶猛，隋唐玉龙浪漫豪放，宋元玉龙雄奇洒脱，明清玉龙重现威猛飞扬……这让郭石林悟出，历代的精神气质都会在龙形塑造上留下明显印迹。
　　1985年1月5日，杨伯达到玉器厂作题为《历代玉雕龙的变化与特点》的讲座，当讲到《图画见闻志》中“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一句时，郭石林突然茅塞顿开，他抓住“游泳”“蜿蜒”“回蟠”“升降”的形态特征，为飞腾的“云龙”打下基础。
　　“云龙九现”方案，经启功等专家审定，最终定名为《四海腾欢》。
　　过审当天，4号料就迫不及待地切下了第一 刀。让大家感到棘手的，是原材料的右侧面有个7厘米左右的裂缝。
　　是否割掉有裂纹的部分？曾开会多次研讨。郭石林不同意把瑕疵清除掉，他认为玉上的瑕疵就像美人脸上的痣，处置得当不但不会破坏形象，反而能增加特殊的美感。
　　果然，当9厘米厚的翡翠被横切成4片2厘米厚的薄片，再重新拼接后，有瑕疵的部分在整体中已不显眼，而且正好适合镶嵌在图案中。而采取“遮绺”的方法处理，整屏面积达到了1.08平方米，实现了“最大化”。
　　按照宋代的工艺语言，浮雕称为“隐起”，也就是隐隐约约鼓起的意思。一般来说，这种隐起做工，高低层次大致不过二三层，四五层的甚少。而《四海腾欢》中，五六层相当普遍。龙头等层次丰富的部位均由郭石林亲自碾琢，可谓精致入微。
　　“86工程”顾问、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形容：《四海腾欢》经历了“艰难困苦”，闯过了“切料关、拼接关、设计关、雕刻关、抛光关”五关，终于“玉汝于成”，拿到了“器型最大、龙形最全、起隐最多”的三个翡翠浮雕之最。
　　《岱岳奇观》《含香聚瑞》《群芳揽胜》又何尝不是如此殚精竭虑。正如郭老所说，要详细描述这其间的曲折，恐怕得是一本厚厚的大书才能完成任务。
　　（中）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