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墨越狱

　　方志敏在南昌豫章公园被“示众”，大义凛然之态让人动容。
　　“狱友”
　　1935年4月下旬，方志敏从军法处看守所的“普通号”，被转押到“优待号”。“优待号”是个单间，也就是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文开头中描述的那间囚室。
　　这时，方志敏的第一篇文稿，即《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应该还没有写完。在《略述》结尾处，方志敏写道：“军法处以我与刘、王在一处，不便向我劝降，于是将我移到所谓优待室内来住。房屋很好，但很寂寞。自到优待室后，无人谈话，只是一天到晚的（地）写文稿。”
　　“优待号”都是单间，方志敏平时接触较多的是他的两个“邻居”。一个是隔壁的原国民党政府航空署长徐某。徐某是因为南昌机场被焚而入狱的，在狱中仍站在反共的立场上，他身负着劝降方志敏的秘密使命。劝降无望，又改为监视。对这个人，方志敏称之为“顽固的法西斯蒂”。
　　另一个是住在方志敏囚室斜对门的胡逸民。胡逸民的来头不小。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逝世时，胡逸民和于右任、汪精卫、宋庆龄等一同守护在病榻前，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胡逸民长期任职于国民党司法系统，曾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并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狱长。
　　说起来真是讽刺，胡逸民可以说是国民党中资历最深的“监狱长”，却被蒋介石关了四次监狱。和方志敏一起被关押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这次，是胡逸民的“三进宫”，原因是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计划泄密。蒋介石查来查去，查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胡逸民，私自释放了一名共产党同乡。于是，在南昌指挥“围剿”的蒋介石电令胡逸民速到南昌。一见面，胡逸民即被逮捕，不由分说地被关进了军法处看守所。
　　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和看守所的大小狱吏都知道胡的身份和背景，对他很客气，上上下下都敬他三分。胡逸民不但住着看守所的“优待号”，能在看守所里随便走动，甚至能让家里人随便进出，送吃送喝。
　　胡逸民自言“生性好动不好静”，在看守所坐监的日子，吃不上苦头，却着实寂寞无聊。1935年2月，方志敏被押到军法处看守所时，胡逸民仿佛有了个“大热闹”可看。
　　据胡逸民留下的口述史料，方志敏被关押进看守所的第二天，他就溜达到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痴的囚室门口。胡逸民不认识方志敏，就隔着牢门叫了几声“方先生”，无人理会。
　　胡逸民不死心，过了几天，看守所所长到方志敏牢房中谈话，知道胡逸民的好奇心，就带着他“蹭”会见。
　　所长向方志敏介绍了胡逸民：“这位是永一（胡的狱中化名）先生，在本所优待号。他素来肯在狱中行善，想与你们谈谈话，交个狱中朋友。”
　　胡逸民接过话来：“我失去自由半年多了。听到关于你们的传闻，我很同情。早年我在国民党里干过‘清党’，曾设法开脱过你们的同志，那些人都是些可爱的青年。”
　　胡逸民此话不假，他在担任“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时，曾放走了自己的私人秘书及同乡好友中的“共党分子”，他第一次被蒋介石投入监狱就是这个原因。
　　第一次会面，胡逸民给方志敏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方志敏也给了他友好的回应。胡逸民表示自己有条件改善方志敏的生活，方志敏说：“生活上我们苦惯了。如果能弄到一些书籍和报纸，请拿来看看。”
　　这样的要求，对胡逸民来说易如反掌。后来，胡逸民常以送书取报、传送用品杂物为由，到三等号子与方志敏闲聊解闷，双方改口以老胡、老方相称。
　　不久，凌凤梧调为看守所代理所长，这位新任的所长很快成为方志敏的崇拜者，暗中提供了不少方便。胡逸民不知其中奥妙，在回忆录中说：“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胡逸民和方志敏的关系进一步走近，应该是在他们成为“邻居”之后。方志敏被转押到“优待号”——他是看守所内唯一享此“优厚待遇”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在优待号里唯一戴着脚镣的囚犯。在凌凤梧的帮助下，这副脚镣从10斤的重镣变成了4斤的轻镣。
　　国民党对方志敏的囚室安排，很可能是刻意为之——他的“邻居”中有两个人被授意劝降方志敏。结果，胡逸民不但没有真正展开任何劝降，反而把自己的这个秘密使命和盘托出。
　　据胡逸民回忆，方志敏像早有所料似的嗤鼻一笑：“胡先生，投降那是大笑话……既遭失败，自无他言，准备牺牲就是了。真正的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而没有投降敌人的。”
　　这种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气魄，让胡逸民彻底折服。他没有劝降方志敏，而是真心实意地和方志敏成了朋友。
　　方志敏的环境有所改善后，他利用敌人让他写“交代”所提供的条件，不停地写作。痛苦的思索与孜孜不倦的写作，使他日益消瘦，后来又肺病复发，常常咯血。胡逸民忍不住问：“你在狱中还写这么多东西，到底做何打算？”
　　方志敏答道：“我决心留下一点文字，以明心志。只怕要送出去可就难了……”
　　胡逸民当即表示，如果方志敏信得过，这件事就交给他来办。
　　在方志敏留存下来的狱中文稿中，有一封《给某夫妇的信》，信没有抬头，亦无收信人姓名，但结合信的内容和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判断，这封信就是写给胡逸民的。
　　胡逸民在回忆中也提到过，一天夜里，他从方志敏那里取回书报，从中发现了这封信。信中大部分内容是革命宣传，以及对胡逸民夫妇的感谢，在给他们的嘱托中，特意提到：“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做到允许我的诺言，切不可因为困难或虚惊而抛弃信约！”
　　信尾署名“云母文”，三个字合起来，正是“敏”字。
　　必死的决心
　　方志敏给胡逸民夫妇的信写于1935年5月，胡逸民向他许下转递文稿的“诺言”自然是在这之前。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提到，他曾因无法把文稿传递出去而停笔，直到“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这个“法子”，很可能靠的就是胡逸民。
　　当然，在监狱这个极特殊的环境下，方志敏也没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胡逸民一个人身上，他还找到了其他的“法子”——靠的是看守所的文书高家骏。事实上，这条路径更早地为方志敏传递了狱中文稿。
　　高家骏和方志敏的接触也是从“好奇”开始的。据高家骏在新中国成立后留下的口述资料，他听说看守所新关进了一位共产党的大人物，叫方志敏。于是，便趁着去牢房出售大饼（看守所牟利的手段）的机会，想看看方志敏究竟是何等人物。
　　高家骏描述的方志敏“身材魁梧，方脸庞，浓眉毛，两眼炯炯有神，很威武。”方志敏看到这个年轻人在观察自己，还主动和他攀谈起来。方志敏的平易近人和在狱中的乐观精神，让高家骏心生好感。
　　后来接触多了，方志敏崇高的人格和丰富的学识，让高家骏甚为钦佩。高家骏对方志敏几乎无话不谈，连自己恋爱的苦恼也向方志敏倾诉。
　　高家骏起初尽己所能地为方志敏做一些琐事，比如购买报纸、暗中传递纸条给狱中同志等。在方志敏确认他可以信赖之后，甚至托他搞到了一根小锯条，一点点地锯镣铐，为越狱做准备。可惜越狱计划最终没有得到机会。
　　高家骏同样为方志敏的写作提供了帮助。
　　方志敏写作的机会，是“向敌人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而得到的。敌人以为能得到方志敏的“交待材料”，这才提供了纸笔。他们也防着方志敏写其它的东西，更不能让那些东西流传出去，每张纸上都有编号。但是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方志敏入狱不久，就把看守所所长凌凤梧等一批大小狱吏，发展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给方志敏供应纸笔的高家骏，自然很方便做些手脚，让方志敏真正的写作不为敌人所知。
　　高家骏还提到，方志敏曾让他弄一些米汤。他起初不明所以，后来方志敏托他传递文稿时，有不少是空白纸张。方志敏告诉他，这些要用碘酒擦过才能显出字来——这是最简单的密写方式，使用的是“碘遇淀粉变蓝”的化学原理。方志敏后来从狱中传递的密写文稿，想来就是用米汤所写。
　　方志敏写好的文稿逐渐增多，如何躲过敌人的眼线是个难题。方志敏在墙上挖了个洞，文稿放在洞中。这个洞他只告诉了高家骏。据高家骏回忆，洞有半块砖头大小，外面用纸糊着，刚好被床沿挡住。方志敏提防着敌人随时可能杀害他，因而嘱咐高家骏，如果他遇害了，请高家骏一定把这些文稿取出，想办法交给共产党的组织。
　　但是到了6月，方志敏决定提前把部分文稿传递出去。高家骏的口述提到，当时方志敏觉得“无法越狱，只好设法‘社会营救’，就是请上海的宋庆龄、鲁迅等知名人士出面营救。”
　　这个说法不能算错，方志敏确实给宋庆龄、鲁迅等人写了信，但“社会营救”同样机会渺茫，方志敏很清楚这一点，他对获救的态度一直都是“就是这样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
　　真正促使他尽快送出文稿的原因，是他已经明确感觉到牺牲的步步迫近，一系列的打击在6月接踵而至。
　　6月23日，方志敏写了《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文中回顾，6月5日端午节那天，他请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娄梦侠来聚餐，并隔着“栊塞子”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胡海交谈。仅隔三四天，娄梦侠、胡海和曾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的谢名仁便被杀害。文中称赞“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6月9日，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也被国民党抓捕了。缪敏是在德兴县毛山坞水竹窝被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某团捕获的。当时，她怀有身孕，随红军游击队在山上坚持，因山上的条件恶劣且要躲避敌人，孩子降生即夭亡，产后没几天便被俘。缪敏曾被军法处提讯，凌凤梧、高家骏等分别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方志敏。方志敏说：“她被俘我知道了。她怀孕产婴，一定影响身体健康。她临难不苟免，一股巾帼气，我为她自豪!”
　　牺牲随时可能到来，必须要在牺牲前，把呕心沥血数月写成的文稿交给党组织，这是方志敏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谁能担任这个“信使”？高家骏向方志敏推荐了他的女友。
　　（中）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