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龙在天

　　歼10空中加油
　　十号机密
　　本来已经一边倒内定的方案，开始出现变数。此后，坊间都传说是宋文骢用15分钟的论证拿下了项目，不过，歼10项目行政副总指挥晏翔在数十年后对此作了澄清：“这个说法似乎简单了一些。这15分钟的方案介绍是凝聚了这个团队长期工作的结晶，他们很早就为这个方案做准备，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有了整个设计方案的介绍。”
　　与其说这次15分钟的汇报是临阵磨枪，不如说这是歼9研究15年的总结。
　　歼9项目，是和歼8一起，在1965年作为歼7的后续机型被提出来的。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技术保守的歼8方案被作为主攻方案重点保障，并在1971年很快上天。而歼9项目，因为要求太高，在601所并不受重视。
　　1970年，中国大搞“三线建设”，601所成立成都分所，把研制歼9的小组直接调去了成都。这个601成都分所，就是后来的611所，当时的任务，就是继续研发歼9。
　　宋文骢本是601所培养起来的中国第一代本土飞机设计师，但“文革”期间也只能种种菜。起初，转移到成都名单并没有他，但他割舍不下自己钻研了数年的歼9项目，就和妻子买来木板，自己装箱，踏上了转移之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太过边缘，宋文骢决定随大队出发的事，既没有人同意，也没有人反对。
　　在成都，歼9项目5次更改设计指标，项目5次上马6次下马，各种设计方案更是无以计数。由于项目在1980年终止投资，几乎把611所推到散伙的边缘。
　　正所谓祸福相依，为了满足军方极高的技术指标，设计人员采用了当时在国际飞机设计中少有先例的“无尾+前翼”布局，也就是后来的鸭式布局。而在歼9的反复折腾中，611所把鸭翼与主翼的匹配方案都做了个遍，风洞实验进行了上万次，这种对鸭式布局的深刻理解，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
　　失败的歼9，使得宋文骢在这次评审会上，拿出了可以信服的理论依据和试验数据。会议决定，暂不确定方案，601所和611所各自完善方案，两个月后再议。
　　4月，第二次选型会如期召开。宋文骢这回有备而来，为了使鸭式布局更有说服力，他亲自用有机玻璃制作了一个飞机模型。可这模型实在太小，下面的同志根本看不清。他灵机一动，把模型拿到幻灯机前，在幕布上投出一个巨大的投影，就像新一代战机穿梭在云海里一般。
　　经过5天激辩，空军、海军和总参都投了611所的票，认为鸭式布局更先进。而部分航空专家则担心静不稳定设计风险过大，从而转为支持601所的方案。第二次会议依然悬而未决。
　　部分专家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静不稳定设计可以带来优良机动性，同时却给飞机控制带来极大的挑战。同期的美苏战斗机最多仅把静稳定性放宽至零，而我们却要达到负数，这的确让人捏着一把汗。
　　为了用数据说话，宋文骢团队硬是把三年要做的试验，用一年完成了，先后完成了3期的高低速风洞试验、流谱观测试验。歼10的总体气动布局，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包括复合扭转机翼的理论计算和工程化，都是这个阶段完成的。
　　1984年大阅兵中，歼8由于技术问题，没能飞天安门，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将军气头上说“沈飞别搞其他的了，把歼8弄好就行了”。
　　同年，军方表态：希望发展有潜力的飞机。可是这款大跨越的新型战机真能设计出来吗？上级把宋文骢等人找去，问：“你们敢不敢立军令状？”宋文骢不假思索地接过纸和笔，又递给他的副手谢品，“你的字比我好，你来写”。
　　一份斩钉截铁的军令状，催生了直冲霄汉的中国第一款第三代战斗机，项目代号“十号工程”。这项工程如此机密，以至于宋文骢跟弟弟都绝口不谈。弟弟在他家看到几本医学书籍，还以为哥哥改行当了牙医。
　　运筹之道
　　1986年，歼10项目上马，宋文骢被任命为总设计师。正如有机玻璃投影出的身影一样，十号虽然美好，但却有些缥缈。
　　一架战斗机的设计，集成了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精华，而歼10的研制在当时是航空领域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协作面最广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涉及空气动力、电子信息、材料冶金、机械制造等14个部委、100多家单位、数十万人直接参与。
　　搞一架飞机，就像指挥一个大军团作战。摆在宋文骢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把各军工单位聚拢到歼10这面大旗下？为此，他做了一件在当时备受非议的事，就是对苏式军工科研体制进行了改革：
　　一是建立总设计师系统。系统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型号总设计师；第二级为系统总设计师；第三级为飞机一次配套新产品的总设计师、主任（主管）设计师。这是把参与研制的不同行业、部门的设计师都纳入系统管理。
　　二是建立技术经济负责制。每一项成品必须坚持先有原理性试验、单个成品试验，再到地面系统试验、机上试验和飞行试验的做法，成品不合格，就不给钱。
　　三是推广应用计划评审技术。严格型号研制程序，编制各级网络图，从方案论证、初步设计、到发设计图和制造、总装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必须进行评审，通过评审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四是组织重大技术攻关，对直接影响整个飞机研制进程的技术问题，由总设计师系统组织攻关。
　　五是坚持全过程质量管理。
　　上述措施，都是针对当时科研体制的弊病提出来的。以前的航空科研体系，虽说也有总设计师，但配套分系统的研制单位，和主机所一样属于航空部下属单位，大家平级。没有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结果往往就是扯皮，扯来扯去直到型号完蛋了事。
　　宋文骢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等于把全国几百个参加研制的厂所，数十万科研人员和工人，都紧紧捆绑到歼10这架飞机上了。
　　作为总师，没有强有力的手段作保障，如何能够统筹、指挥整个工程的推进呢？又如何保证相关子系统的研制进度和质量呢？正是这套成功的项目管理，换来了十号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触动利益的改革，引来冷嘲热讽也不稀奇。有人这样问宋文骢：“宋总啊，搞一个型号飞机少则10年8年，多则10年20年，你今年已经50多岁了，年龄不饶人啊，这架飞机在你手里最终能设计定型吗？”
　　宋文骢的回答很有水平，“我老宋还能活多少年，这架飞机能不能在我手里定型，我说了不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中国一大批现代飞机设计研制的人才肯定会成长起来，我们只要为他们铺好了路，到时候我老宋在不在没关系，自然会有比我宋文骢更高明的人来接着干。”
　　正是通过型号设计师队伍的组建，又经过歼10的实战磨砺，一批年轻设计师成长起来，成了我国航空工业最宝贵的财富。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就是宋文骢的弟子，接班时他和宋文骢相差33岁。
　　60%新品的挑战
　　按照国际上不成文的惯例，一架飞机上研制的新产品绝对不能超过30%。超过30%，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而歼10研发过程中采用非常多的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就连原材料、元器件都要上一个陡峭的台阶。有人断言，“歼10的新产品率超过60%，这在航空史上肯定要失败的。”
　　冒险，其实是无奈之举。我国几十年来基本以仿制别人的飞机为主，总是照猫画虎，航空技术储备少，工业基础差。另外，歼10飞机是个跨代的型号，技术指标要求高。说白了，新的机体、新的发动机、新的航电、新的控制系统，新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什么都是新的！
　　这些难题如何突破？靠别人还是靠自己？时常要面临天人交战的抉择。
　　比如，歼10对于数控加工水平要求极高，尤其起落架部分，是设计中的一块硬骨头。为了项目的快速推进，和国外合作被纳入了考虑之中。
　　然而谈判却陷入了僵局。265万美元的评审费，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换来的仅仅是一个起落架，到底干不干？宋文骢说，即使有这笔钱，也不能这样打水漂。他一直深深记得：1960年苏联专家走了，112厂试飞车间里，不论是装好还是没装好的飞机，都成了钢铁垃圾，只能可怜兮兮地躺在厂房的角落里。
　　“啃别人的冷馒头，只能是乞丐。”他告诉负责起落架的同志们：“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歼10飞机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此后，200多次的试验，轮胎烧穿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咣当”声听了一次又一次，起落架终于可以承担起了整个飞机的重量。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着手引进苏27、苏30等第三代战斗机，空军从训练和装备开始向信息化、现代化军队的转型。这本是好事，却给歼10带来了最大的危机。
　　苏27引进后，有高层领导提出，歼10别再搞了，还不如拿研发的钱买飞机，或者再走一遍引进、仿制、改进的道路，能快速形成空军急需的战斗力、快速获得三代战斗机新技术，省钱、省时、省力，对部队和军工行业都是更好的选择。
　　时任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问宋文骢：“老宋，歼10和苏27有何不同啊？”
　　宋文骢进行了详细说明和对比，主张两架飞机各有所长，在作战中互相配合，都是解放军所需要的。最终刘华清拍板，“外国飞机再好，也是别人家孩子，歼10搞出来，才是自家孩子有出息”。
　　压力，不只是来自国外，还来自经费。
　　由于经费得不到保障，歼10的研制已经在借钱运行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无可奈何的给了两个字，对内叫“熬”，对外叫“拖”。
　　“你们这是5分钱想上长城，连车票钱都没有。”眼看初步设计完成了，却没法发图；眼看青年人下海了，出国了。宋总拿着他的有机玻璃模型，不淡定了。
　　或许是受了立项时的启迪，他决定把模型放大，先把全尺寸样机搞出来。毕竟，百闻不如一见，全尺寸样机可以让试飞员体验操纵，让设计师印证自己的设计和工艺，也能够给人们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最重要的是，全尺寸样机可以利用有限的研发经费，展示出阶段成果，鼓舞大家的士气。
　　虽然不能飞上天，但该有的一样不少：515个部件，1000多条导管，30余公里的电缆，1991年8月27日，经过了27个昼夜的拼搏，他们终于让这架银色的飞机出现在人们面前。
　　就在这一年，海湾战争爆发了。惨烈的画面和意外的结局，给军委领导极大的震动——别说小米加步枪，就是大炮加导弹的时代都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飞机加导弹，甚至电子和信息化的时代。
　　得知歼10的金属样机已经完成，中央和军队的各路领导都到成都参观，江泽民同志定调说“新歼是个宝，在某种情况下比原子弹都重要”，从此飞机研制踏入正常轨道。
　　（中）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