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与传承：探寻“失落的瑰宝”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记者 屈婷 丁铭）十五年前，日本考古学家佐川正敏第一次来到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辽上京遗址，当时遗址内没有任何民间建筑，城墙也保存得相当好，令他“印象深刻”。
　　如今，美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道格拉斯·科默教授站在辽上京“西大门”——乾德门的保护展示场址中，连连用“难以置信”形容眼前占地达737公顷的遗址保护区。
　　“我很少在世界其它地方看到如此宏大、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考古遗址，”曾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考古遗产管理科学委员会主席的科默说，“它能长期保持高度的完整性、真实性，我认为当地政府和考古学家做了卓越的工作。”
　　这片被大兴安岭余脉包围、风景秀美的盆地中，藏着“失落的瑰宝”——公元10到12世纪雄踞北方的契丹辽帝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首都——辽上京。2012年，它和西南约20公里外的辽祖陵遗址作为一个整体，入选《中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辽是游牧民族契丹人所建而汉人居多数的多民族帝国。它以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为中心，一度北抵克鲁伦河流域和外兴安岭一线，东临日本海，西到阿尔泰山附近，南达河北高碑店白沟一线。它与南部中国的五代和北宋王朝（907~1127年）年代基本相当。
　　“当时，中亚各国‘无闻中国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国’，”辽上京考古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说，但由于契丹民族的消亡以及后人的偏见等因素，“长期以来世人一直低估了契丹辽帝国的历史价值和影响力”。
　　上世纪早期，日本人鸟居龙藏首次在赤峰进行了考古勘察，此后契丹辽史的研究长期由日本学者引领。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末，中国学者对辽代遗址考古一直关注较少，特别是对都城和帝陵的研究。
　　本世纪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开展的一项长期、系统考古发掘工作改变了这一切。今年52岁的董新林用12年时间，带领考古团队陆续将辽帝陵、辽上京等重要遗址的性质、布局、沿革、制度等一一解码，很多考古新资料和新认识都具颠覆性。
　　比如，他们首次从考古学上确认辽祖陵的地望和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玄宫所在；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位置和规模，更正了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测；首次发现并确认辽上京城存在东向为尊的情况……
　　“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契丹辽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党项西夏文化和女真金文化在公元10到12世纪彼此经历了大融合、大发展，”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白云翔说，这段历史的研究对全面揭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
　　十几年前，随着巴林左旗城区的扩展，辽上京遗址保护压力骤增，辽祖陵也因地处偏僻而日益荒凉。董新林意识到必须“主动发掘”，为开展更高层次的大遗址保护规划提供科学的考古依据。
　　中国在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目前拥有各类世界遗产52项，居世界第二。由于2018年起执行新的“限额制”，像中国这样世界遗产数量较多的国家在申遗道路上面临挑战。
　　像辽上京和辽帝陵这样的土建遗址，除了部分6到10米不等的夯土城垣，宫殿寺院等建筑只有依稀可见的基址外，大部分实物证据都隐藏地下。如何完整保护和充分展示其价值，成为文保部门亟待解决的难题。
　　乾德门的保护展示场址就是董新林团队配合专业保护团队和当地文保部门的一次尝试。通过“精耕细作”的发掘，人们知道西门由单门道城门和瓮城构成，两侧有夯土墩台，门道宽约6.2米；瓮城呈“马蹄形”，瓮城门朝南开。保护展示的场址准确地“还原”了它的规模，但却没有生硬地仿建出一个今人想象的“城门”。
　　“城门两侧墩台肯定是比现在抬高复原的要高很多。木过梁式的城门顶部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并不知道，因此用夯土堆出其辽代和金代的布局就足够了。”董新林说。
　　为了守护好这片“宝地”，当地政府已投入约2亿元，在南部的沙里河上游封山育林，以减少洪水对遗址的影响。他们还将国道改线，并筹资数亿元对辽上京遗址周边棚户区进行改造和搬迁，以及环境整治。
　　巴林左旗旗长孟和达来很感谢考古和文保专家带来的全新理念。他表示，“我们会根据最新考古发掘的情况，重新认识承载遗址价值的物质载体和遗产构成要素，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慎重选择遗址展示和阐释的方式。”
　　在巴林左旗这个以蒙、汉两族为主的城市，契丹大街是最繁华的街道，路边小区和商店随处可见“契丹”字样。很多蒙古族人相信，契丹人是他们的祖先之一。
　　本月初，“中世纪都城和草原丝路与契丹辽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巴林左旗举行。与此同时，第二届中国契丹辽文化节也在当地开幕，蒙古族歌手唱着民歌，市民扶老携幼，把广场挤得满满的。
　　“年轻人喜欢唱流行歌曲，但民族歌曲依然有生命力，”孟和达来说，“只有保护和展示好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古老的契丹辽文化才能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