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展翅

放出去的鹰
　　这是抗日战争转入反攻的1944年，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了航空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任组员，原来的学员们也有不少像刘玉堤一样回归了本队。
　　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乘坐的飞机第一次降落这里时，一个轮子陷进了墓穴，机身侧斜，发动机的螺旋桨都撞地折断了。
　　延安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这在延安可是件大事，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参加了劳动。
　　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黏土掺拌成“三合土”铺筑。虽然简陋，但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945年8月20日下午，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极为紧张，开着吉普车疾驰机场。
　　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那是一架由6名汪伪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这些汪伪起义人员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九九”式双发运输机、汪伪政府的“建国号”开到了延安。
　　这架飞机到延安后马上改了名字，按起义日期命名为“820号”。换上了八路军土布军装的6名起义人员，也抛弃了原来的名字，以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的新名字是蔡云翔、于飞、张华、顾青、田杰、陈明秋，他们开创了驾机起义、率领敌伪航空人员投奔革命的先例，很快成为党的航空事业的开拓骨干。
　　“820号”刚到延安就出了彩。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隘的山谷低飞，把传单花瓣一样撒向会场。“我们有飞机了！”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
　　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冷静地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
　　8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校。
　　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它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单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
　　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
　　延安炮校校长朱瑞，留学苏联多年，炮兵专业出身，是八路军中为数不多的专业兵种将领。他本已被任命为军委副总参谋长，却主动申请辞职降级，要“干炮兵，专一门”，带着炮校1000多人一头扎向东北。
　　朱瑞带着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两手空空地来到东北，两年时间，一支手握700余门火炮、15万余发炮弹的强大炮兵部队横空出世。朱瑞因此被称为“中国炮兵之父”。
　　朱瑞同样对创建人民空军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到东北后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炮兵学校校长等职务，负责指挥民主联军后方机关、部队和炮兵、工兵、装甲兵、航空兵、总部同苏军之间的交涉联络等工作。
　　在朱瑞的直接领导下，东北民主联军先是成立了航空总队，后建立东北老航校，朱瑞分别兼任过总队长和校长。
　　这是后话。先说王弼等人，接到了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
　　“820号”派上了用场。航空组近水楼台，王弼带着蔡云翔、刘风、陈明秋等人，9月2日就乘着“820号”第一批直飞东北。可惜，“820号”中途出了岔子，在张家口机场加油时，飞机起落架断了一个，不能再飞。正好晋察冀军区在张家口组建航空站，把王弼留下来临时当了一段时间站长。蔡云翔等人则改由陆路继续赶赴东北。
　　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在魏坚带领下启程了。魏坚过去在湖北搞地下工作，又曾受党派遣到国民党航校学飞行。
　　眼见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却只能干着急。因为俄语好，他正担任着外事联络和翻译的工作，一时脱不开身。其实，中央领导早看出了这位中共最早的飞行员的心思。
　　叶剑英和任弼时两位中央领导约见常乾坤，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赴东北。任弼时说：“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
　　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地说：“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提笔给组织部门打报告要人。后来的中国空军传奇飞行员，这才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
　　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叮嘱：“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
　　不只是周恩来，常乾坤临行前，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提醒他，要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赤手空拳去创建航校，常乾坤知道困难会很多，也有这个准备，但是，他和十几万出关的大军一样，真的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日本人的遗产
　　十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所有人都满怀期望。最先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已经发回了消息：“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
　　国民党开足马力抢占东北自不待言。他们有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海陆空并进，比共产党部队的两条腿要快得多。
　　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在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武装的态度上几经反复。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上讲，苏军与共产党武装应该更亲近。最先出关的冀热辽军分区部队确实得到了关照。冀热辽军分区部队进驻沈阳，迅速扩军，苏军还支持了一批缴获自日军的武器弹药。
　　但是很快，苏军的态度因为苏联的国家利益发生了转变。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要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陆续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不能再以八路军、新四军的面目出现，而且要撤出沈阳等东北城市。至于原本说好支援的武器装备，苏军则彻底变了卦。
　　当年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的伍修权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过记述：“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明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放10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谁知那时苏联害怕美国指责他们支持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怕担引起美苏关系恶化的罪名，两周以后又临时变卦，通知我们说那批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给我们了，由于他们害怕美国，出尔反尔，弄得我们很被动。新枪没有到手，原来的枪又留下了，部队上下都埋怨。”
　　枪尚且如此，更何况是飞机、坦克、大炮。
　　埋怨不会有什么结果，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向来不缺自力更生的方法。
　　朱瑞直接找到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再三交涉，没有结果。他转回头给部队下令：“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园”。通俗的说法，就是发动大家去“捡洋落”。
　　苏军接受了驻中国东北日军的投降，控制了他们的武器装备，但还有大量的日军武器被丢弃在战场和溃退的途中。这些武器苏军根本顾不上，取用自便。这时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部队最主要的“武器库”。
　　先期抵达的航校筹备人员，就和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们一样，分散到东北广袤的白山黑水间，四处寻找着他们需要的装备。
　　不过，航校筹备人员的运气要好得多，最早抵达东北的曾克林部，给他们送了一份比装备器材珍贵得多的大礼——人，准确的说，是一支人员基本完备的日军飞行队。
　　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被苏联红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摧垮。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四处乱窜。
　　在沈阳，日本第2航空军第4教练飞行大队也乱成了一团。这本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部队，拥有一批资深飞行员和教官。队长林弥一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兼飞行驾驶教官。林弥一郎想带部下从朝鲜逃回日本，在逃亡途中被曾克林部包围。共产党部队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彻底放了心，最终缴械投降。
　　40多年后，林弥一郎写道：“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
　　林弥一郎飞行队投降后，曾克林知道“捡了个宝”，马上上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朱瑞等“东总”高层领导自然深知这支飞行队的价值，亲自约见了林弥一郎，晓以大义，说服他协助建立航校。后来林弥一郎逢人便说：“收编我们的领导是朱瑞司令。”
　　其实，就在那次会面时，林弥一郎还对共产党人做了一次试探。他指着伍修权腰间的手枪说，能不能把这个送给我？
　　一个刚刚缴械投降的日本战俘，却索要胜利一方高级将领的配枪，这本身就是个非分要求，更何况在这样的场合，他拿到枪会不会威胁“东总”高层的安全？
　　但是伍修权有胆有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胸襟，马上解下配枪递到林弥一郎手里，说，这支枪从长征到现在，我一直带在身边，今天就送给你做纪念吧。后来，伍修权还回忆过这支手枪，那是他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的战利品，随身十余年，感情很深。但是用它来换林弥一郎之心，伍修权舍得。
　　林弥一郎后来也回忆过这个场景，深为折服：“我看着他的眼睛，让我感觉他相信我。”
　　林弥一郎从此开始心悦诚服的合作。他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林保毅”。他所率领的飞行队加入东北民主联军，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待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这支飞行队成了最主要的教学力量。（中）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