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把脂粉化为油彩

　　在20世纪的艺术史中，“潘玉良”的名字可谓熠熠生辉，她与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和孙多慈并称为“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然而，与其余5位出身名门的闺秀画家不同，潘玉良的一生更像一则曲折哀婉的传奇故事——从出身青楼的烟花女子，到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她把脂粉化为油彩，重新涂抹了生命之卷，最终走向了世界艺术的殿堂。
从杨秀清到潘玉良
　　潘玉良，原名杨秀清，1895年出生在江苏扬州的一户小康之家。未满1岁时父亲便与世长辞，2岁时姐姐夭折，8岁那年母亲也离开人世。年幼的秀清孤苦无依，后被舅舅领养。14岁时，财迷心窍的舅舅全然不顾亲情，狠心将她卖入青楼，改名张玉良。
　　天无绝人之路，在妓院煎熬了4年之后，张玉良遇到了“命中贵人”——时任安徽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潘赞化是陈独秀的好友，思想进步，热衷革命。任海关监督时，他不把关税上交北洋军阀掌控的财政部，而是汇寄到上海同盟会。二人相遇后，潘赞化同情玉良的遭遇，将她从妓院赎出，还她以自由之身。
　　后来，随着交往的加深，二人萌生爱意。当时，潘赞化在乡下已有一位原配夫人方氏。许多传记材料都将这段姻缘叙述为一段“才子遇佳人”的故事；而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由巩俐、李嘉欣等人诠释的张玉良形象，更加深了这种“英雄美人”的浪漫幻想。实际上，张玉良本人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有点丑”。她不是靠颜值征服了这位曾跟随孙中山南征北战的人杰；相反，是她小荷初露的才情和胆识惊艳了潘赞化，从此镌刻下绵延一生的恩情与爱恋。
　　1913年，潘赞化带玉良从芜湖来到上海，在渔阳里的寓所举行了婚礼，作为潘赞化的同乡好友，陈独秀不仅担任了证婚人的角色，也是这场婚礼的唯一嘉宾。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同时还是玉良习画生涯中的“伯乐”。婚后，潘赞化为革命东奔西走，常常留下玉良一人独守空房。陈独秀观察到玉良对色彩非常敏感，对绘画也有着强烈的兴趣，便主动建议潘赞化带玉良拜师学画。潘赞化欣然应允，找到了自己的邻居、留日期间的死党洪野先生教妻子作画。自此，幸运的玉良潜心学画，进步飞速，并于1920年9月考取了当时中国美术界最高学府——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作为插班生编入第十一届西洋画正科班学习，是该校招收的第一批男女同校的12名女生之一。
　　张玉良被录取的经过也颇具戏剧性。当她被录取后，关于她出身青楼的风言风语不绝于耳，校方一度将她从录取名单上删掉。此时，是校长刘海粟力排众议，手提毛笔，亲自在录取榜单上写下了“潘玉良”三个大字。自此，她改从夫姓，告别青楼女子的前世，走向新女性的今生。
传统与前卫之间
　　刚入上海美专的潘玉良，仿佛一头扎进了艺术的海洋，终日废寝忘食地练习画作，简直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程度。她的绘画技艺也与日俱增，尤其擅长裸体人像的描摹。就在这时，上海美术界的守旧势力开始讨伐“裸体模特”，认为这种聚众临摹裸体女子的行为伤风败俗，他们几次与刘海粟协商无果，便强行砸毁了教室中的静物与画具，使授课一度终止，无法进行。
　　祸不单行。在上海美专组织的集体活动中，性格豪爽的潘玉良登台献唱京剧，获得众人称赞。事后，她耀眼的表现引起了好事者的猜忌，有人再次翻出旧账，查到了她此前曾为妓女，全校哗然，家长联名抗议，要求学校开除她。最后，为了平息众怒，校长刘海粟亲自劝退了潘玉良，并鼓励她去欧洲留学，继续深造。
　　此时的潘玉良正处在深深的精神夹缝中。一方面是自身前卫的艺术观不兼容于国内守旧的艺术环境，另一方面则是传统观念与现代爱情理想的冲突与纠缠。据潘赞化之孙所写《潘玉良遗作遗物返还案》一文记载，潘玉良因为没有生育孩子深感自责，瞒着潘赞化，假借他的名义给原配方氏写信，邀她来上海同住。在此期间，潘玉良主动搬到了亭子间，逼潘赞化与方氏同居。潘赞化原本不肯，潘玉良便苦苦相劝甚至以死相逼。最终，通过这样的方式，潘赞化有了自己第一个儿子潘牟，为潘家延续了香火。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潘玉良对潘赞化怀着强烈的感激，对于自己没有生养深感亏欠和自责，她用传统女性的道德操守，要求自己献出爱人，其间的痛苦和折磨可想而知。
　　在一幅名为《我的家庭》的画作中，潘玉良将她与潘牟、潘赞化三人描绘成一个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可见其对于温馨家庭的向往；可是，置身方氏、潘赞化之间，这个“家庭”又是如此狭小而令人窒息。夹在封建操守与现代爱情之间，潘玉良疲惫不堪。最终，在艺术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她选择远渡重洋，毅然离开了故国。
　　1921年，潘玉良来到法国，她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终于寻到了一方沃土。她先考取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后来转入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又于1924年考入万众瞩目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师从吕西安·西蒙（Lucien Simon）教授，成为徐悲鸿的同学。毕业后，她又获得了意大利教育部一年津贴奖励金，画作多次入选意大利国家展览会，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
　　此次赴法，潘玉良与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成为至交好友。苏雪林曾赞叹：“玉良的画，色调沉深，气魄雄浑，表现力极强，大幅的画，充满了生命的跳动，热烈情绪的奔放，万不像是纤弱女子的手笔。”她称潘玉良的油画“前所未有”“成就实在当时所有西画家之上”。徐悲鸿也赞誉潘玉良为“巾帼英雄”，“乃300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谓不能者也”。
浮萍漂泊，根在中国
　　见过了荣誉与风光，潘玉良却仍惦念着国内的亲眷与故交。1929年，她应邀回国，出任上海美专西洋画系主任，之后辞去职务，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在近10年的时光里，上天似乎开始对潘玉良温柔以待，让她拥有了体面的教职、温馨的家庭与心爱的艺术。
　　但美梦终有醒来的时刻。1937年，潘玉良举办个人画展，一幅名为《人力壮士》的画作，被人恶意解读为“妓女对嫖客的赞歌”。这句恶毒的评论深深刺伤了潘玉良的自尊，她无法忍受自己的艺术被如此践踏。悲愤交加下，她再次远走异国，未承想这一离开便是40年，直至她生命的终点。
　　第二次赴法，潘玉良坚守着“三不原则”——不入外国国籍、不与画廊签约、不谈恋爱，用一腔热血捍卫着立下的誓言，但背后的艰辛却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因为孤苦多病又拒绝卖画，潘玉良只得蜷缩在漏雨的地下室或阁楼中，她的房间除了一张狭小的床铺，全部堆满了各式画作。有时空间不足，她会将油画竖着打底；没钱购买好颜料，导致颜色脱落斑驳……
　　虽说生活并不富裕，但是潘玉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不少旅法画家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
　　潘玉良最大的心愿是把画作原封不动地运回国内，不要让自己的心血流落在异国他乡。从潘玉良现存的家信中可以看到，自1941年起直到她临终前一年的1976年，潘玉良曾先后7次准备回国。然而，战火阻隔，时局动乱，重病缠身，再加上法国当局不允许她携带作品出境，30年来的夙愿，最终未能实现。
　　1977年，潘玉良带着对亲友的牵挂与不能归国的遗憾与世长辞。如今，她沉睡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墓地，再无流言与诋毁，再无思念与纷争。她去世后，挚友与爱慕者王守义先生遵循其遗愿，竭力促成画作归国。1984年，装有潘玉良遗作、遗物的7只大箱子终于被运回国内，保存在潘赞化的故乡安徽省博物馆。而潘赞化早在1959年就已离开了人世。
　　在这些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两件独特的物件：一个是鸡心项链，里面嵌有她与潘赞化的小照片；另一个则是一块怀表，是当年蔡锷将军赠予潘赞化的，后来被他当作信物送给了前往法国的潘玉良。这两件物品，连同这些无价的画作，无不寄托着潘玉良对祖国、对爱人的牵挂和怀想。
以情入画，物我两忘
　　潘玉良第二次旅法期间的画作，以彩墨为主，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构图法则与西方造型艺术相结合，突破了中西方艺术的界限，将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感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以情入画、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尤其是她的彩墨作品，填补了彩墨画中女人题材的空白,是彩墨画的一次重大创新。
　　潘玉良笔下的女人，肤色各异，神态迥然，或梳妆、或沉思、或舞蹈，眼神都不与观众直视，体现了一种东方的含蓄美。比如她的代表作《少女与鲜花》，身着旗袍的少女姿态优雅，向花而立，白裙与白花相映成趣，既古典雅致又符合西方油画的人体结构；再如双人舞蹈系列，两名中国女子相对而舞，人物形象简约又夸张，双方或面向观者或一向一背，配合默契，相互呼应，画面趋向圆形，动感十足，似有敦煌飞天之气韵，在构图上则类似中国的太极图。
　　潘玉良的另一类重要画作当属自画像，《执扇自画像》《自画像》均为无价之作。画中的潘玉良，双目含情又含悲，一种无以言表的悲情力透纸背。在这些自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印象派对光影的敏锐捕捉，也可以看到发髻、旗袍、木梳、团垫等中国元素。
　　此外，潘玉良还经常描摹花卉、水果等静物，如《水果与花瓶》《郁金香》《丁香花》等，充满陈旧、萧瑟、残败之感，超越了一般的静物写生。
　　晚年的潘玉良删繁就简，用线条表现心绪，看似简洁，实则隐藏着复杂的心曲，渗透着她对艺术、生活、祖国和所爱之人的真情。她笔下的一花、一草、一人，都勾连着她的情绪，也牵动着她的情思。
　　欣赏潘玉良的画作时，我们仿佛在与一代“画魂”进行心灵的对话。历史的浮尘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冲刷，唯有她的画作，静静地留存于世间，任人评说。 （据《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