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帖之祖”《平复帖》的流转故事

　　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正在举办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陆机的《平复帖》（复制品）是颇受关注的一件展品。《平复帖》在入住故宫前，经历代皇家收藏，最后被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买入，后捐献故宫。
　　《平复帖》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比传为东晋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还要早至少60年。其珍贵性在于，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平复帖》是最为重要的佐证。此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绪的法帖墨迹，在中国古代名家书法墨迹中占有重要地位，有“法帖之祖”的美誉。
来之不易终购得
　　《平复帖》以麻纸书写，牙黄的纸色衬着斑驳的墨迹。陆机用了9行86个字，在信中问候友人病情，祈求友人病体早日康复。
　　《平复帖》是一件递藏有绪的文物，经历代收藏，题记众多，装裱成手卷的形式。卷上可见圆形双龙小玺，帖前后钤有“宣和”、“政和”连珠印，卷前月白色绢签上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说明北宋时已入内府。明清两代，数次易主。乾隆年间，被乾隆皇帝的生母孝圣宪皇后钮钴禄氏以“遗赠”形式赏给了孙子成亲王永瑆。永瑆爱之有加，取室名“诒晋斋”。“诒”即传给的意思。从永瑆传到了重孙载治手中。载治因过继给隐郡王奕纬，《平复帖》随之换了王府，被载治的儿子溥伦继承。因溥伦年少，和硕恭亲王奕受皇帝旨意监管照料他的日常生活时，将《平复帖》据为己有。从此，宝物落户恭王府。奕的长孙溥伟继承后，特地将收藏此帖的“庆宜堂”更名为“锡晋斋”，锡即赏赐的意思。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溥伟逃出北京，此帖留给了二弟溥儒。作为书画大家，溥儒最懂此帖的珍贵性。因张大千与溥儒是好友，张伯驹先生便通过他及琉璃厂掌柜韩博文向溥儒转达了希望他转让的心愿。溥儒开价二十万大洋，数额巨大，此事只好暂时搁下。
　　1937年，溥儒母亲病故，急等钱用，由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做中间人，张伯驹先生以4万大洋，终将《平复帖》收归己藏。《平复帖》能藏于“丛碧山房”（张伯驹宅名），真是万幸。当初溥伟匆忙离京，带走了一批书画，其中就有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后被卖给了英国人戴维德。若《平复帖》被带走，极有可能流失海外。张伯驹先生购到此帖，欣喜万分，特地将自己书斋改名“平复堂”，并请陈巨来钤印一方，以示纪念。
　　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无此幸运了。当初匆忙离京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的溥伟，在长春病逝，早已坐吃山空的溥儒为给大哥办丧事，将《照夜白图》以1000块大洋卖给上海古董商叶叔重，后被其迅速转手给英国人戴维德，最终于1977年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若没有张伯驹先生鼎力救护，《平复帖》极有可能也流失海外。
王世襄“借观记”
　　1947年的一天，33岁的王世襄（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从自己家小院的北房里小心地搬出一盆兰花，用旧报纸围好，捆在自己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后架子上，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一路骑行到了后海南沿26号小院的大门口。他把兰花捧在怀里，轻轻叩门，片刻之后，女主人潘素把他让进了屋，张伯驹先生正在南窗下打谱，见到兰花，喜上眉梢，朗声说道：“北方养兰不易，能借你的兰花摆摆，有幸。”他抬起手，做作揖状，补了一句：“开过即奉还。”
　　两人落座，从养兰谈到打棋谱，又从下棋谈回赏兰花。王世襄咽了咽口水，抬头望着张伯驹先生，忽然陷入了沉默。“有事相求？”张伯驹先生仿佛看穿了他的心事。王世襄不得不和盘托出。原来他自入故宫博物院任职以来，一直打算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番深入研究，很自然地想到伯驹先生用4万元大洋换来的《平复帖》。这是一件流传有绪的烜赫名迹，若能进行完整的文献研究，最为理想。可是，观察原帖、阅读题款及抄写记录，必须反复多次展观，但如此珍贵之物，“伯驹先生会拿出来给我看吗？”王世襄这样反问自己已不知多少遍。此时，望着张伯驹先生和善的笑容，他做好了被婉言拒绝的思想准备。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张伯驹先生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就这样，王世襄把这宝中之宝捧回了家，每天如过节般欢喜，用心研究了一个多月，再捧还给张伯驹先生。
　　如今，王世襄先生也已仙逝，留下这一段佳话。
宝帖宝匣“喜团圆”
　　1956年，张伯驹、潘素两位先生，将收藏的最为珍稀的八件法书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平复帖》终于回归了自己原来的家，可是它的“小伙伴”却一直没有下落。
　　1994年的一天，41岁的田家青逛北京琉璃厂旧货市场，突然一个长方形紫檀木匣映入眼帘。酷爱明清传统家具的他，似乎有一种预感，这个老木件曾经沧海。他抚摸着匣面的“包浆”，再次肯定了自己的判断，同时发现木匣上面镌刻的文字“晋陆机平复帖”。他暗暗一惊，师傅王世襄屡次提到这个帖，难道这里面曾经装过这件千年的“宝帖”吗？他马上询问老板史致广这件东西的来路。由于两人相熟已久，史老板立刻告诉他是不久前从“皇城根儿”旧货市场淘来的，也是看到“平复帖”三个字才果断买下。
　　于是，田家青征得同意，带着这件东西寻到了师傅家。一向行事沉稳、见多识广的王世襄先生，捧着这个匣子仔细查看，发现了“诒晋斋”三个小字。此帖的来龙去脉，除了已故的张伯驹先生，恐怕只有他最清楚了。王世襄当即决定进宫去查个水落石出。故宫对此十分重视，经批准拿出了《平复帖》往匣子里一放，尺寸基本合适，匣子还是稍稍大了一点。古人做的东西，应该恰到好处才对呀。到底是不是“原配”呢？大伙儿都拿不准主意了。这时有人想到了一位老文物工作者手里保存着的张伯驹先生写给溥儒的亲笔书信。
　　1937年，作为《平复帖》的新主人，张伯驹先生拿到的帖卷，由一块新绸缎裹着，询问原主人，此帖的宋代缂丝包首哪里去了。我们无法知道溥儒当年是否回信。但凭借张伯驹先生信上的内容，匣子的真实身份一下可以肯定了。《平复帖》若裹上包首，不肥不瘦，正好可以妥妥地安放。紫檀木匣至少漂泊了几十年，终于见到了自己“肚子里的小心肝”。确认后，史致广立即将这个宝匣毫不犹豫地捐回了故宫。
　　这个紫檀木匣的价值当然无法与装在它里面的《平复帖》相提并论，可是，它的失而复得，“宝帖”能配回“宝盒”，此间承载的一片真情，永远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当年张伯驹先生花4万元巨款从落寞王孙那里买下，到他无私捐赠故宫，再到史致广捐回原配的匣子，这里凝结着一颗颗赤子之心。正如张伯驹先生所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