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生命中的最后五年

　　1930年初到上海的聂耳
　　聂耳的一生，是短促而又华彩斐然的一生。1930年到1935年，这是聂耳生命中的最后五年，也是他在上海生活和创作的五年。这五年，他留下了大量影响深远的音乐作品，其中就包括响遍中华大地的《义勇军进行曲》。
　　在上海开启音乐人生
　　1930年7月24日，从香港开往上海的“长江轮”徐徐靠上了外滩码头。聂耳拎着行李，走下“长江轮”，望着陌生的大上海。很快，他离开码头，沿着外白渡桥下的百老汇路向北，走进了公平路同春里。
　　云丰申庄上海分号就设在同春里31号福兴公寓内。“分号”规模不大，只有三个人，一个老板，一个伙计，还有一个就是新来的聂耳。初来乍到的聂耳，显得稚气未脱。这年，他还不满19岁。本来，到云丰申庄上海分号来谋职的是他的哥哥聂叙伦，聂耳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地军阀列入了“黑名单”。为免遭迫害，聂叙伦决定自己留下，让聂耳赶紧离开家乡。聂耳辗转来到上海，但不料半年后，云丰申庄上海分号倒闭，聂耳失业了。
　　窗外，春意正浓，山墙上已冒出了点点绿色。福兴公寓二楼的一间小屋，还能容留聂耳吗？这是一个未知数。有一天，联华歌舞班在《申报》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在云南老家，聂耳曾学过二胡、月琴、三弦，以及小提琴，于是决定前去一试。第一轮考试，由于心情紧张，聂耳发挥失常，颇负盛名的音乐人黎锦晖是主考，对于聂耳似乎特别有好感，经过两轮考试，聂耳被“破格”录取了。由此，聂耳在上海开启了音乐人生。
　　明月歌舞剧社的一则《启事》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由“无声片”到“有声片”的转型过渡期。由联华影业公司设立的音乐歌舞学校，正是为了将歌舞元素“植入”“有声片”。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剧社和明月音乐会，也被联华影业公司吸收。明月歌剧社和明月音乐会所有成员，包括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等人，随黎锦晖一起，成立联华歌舞班。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联华影业公司因资金捉襟见肘而停办，联华歌舞班发给每人三个月遣散费，但大家不愿散伙，决定成立明月歌舞剧社，张簧、张弦、王人美、王人艺、黎莉莉、聂耳等人担任社务委员会委员，原“联华”宿舍搬至赫德路（常德路）恒德里。聂耳在1932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锦晖请众人在中社吃大餐……这次的聚餐比较有意义的是回娘家的人到齐了。”聂耳所说的“回娘家的人”，就是回到明月歌舞剧社的“原班人马”。其后，聂耳在日记中也多次提及重新组合后的原班人马“在锦晖处谈美国公司的接洽，他们已决定请我们试拍一部音乐歌舞对白片”。“到锦晖家谈，美国公司有望，他说我们应努力维持团体。”“上锦晖家，和‘天一’孟某谈。关于拍片事有望，大概先拍一二卷短片插入大片中，再拍一有故事的小短片，如《可怜的秋香》。”这几则日记，反映了聂耳与明月歌舞剧社，以及和黎锦晖“患难相交”的关系。不料，8月10日《时报》刊出“明月社”《启事》，有过一场风波。
　　《启事》说：“前本社社员聂紫艺君，兹因故退出本社，以后所有聂紫艺君对外一切言语行动，与本社无关，特此声明。”《启事》所指聂紫艺，即聂耳。也就是说，聂耳和“明月社”分道扬镳，与黎锦晖的关系破裂了。聂耳加入联华歌舞班，继而成为明月歌舞剧社11个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只有一年多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和“明月社”分手的呢？
　　开始创作革命歌曲
　　黎锦晖是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先行者，他的早期音乐作品大多为儿童歌曲，如《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后热心新音乐运动，转向流行音乐创作，他在1927年创作的《毛毛雨》，揭开了近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序幕，有“时代第一曲”之称。
　　黎锦晖慧眼识英才，大胆启用，使面临失业之忧的聂耳在上海开始涉足音乐创作。聂耳加入联华歌舞班后，黎锦晖还特地指派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王人艺作为他的带教老师。
　　1933年初，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歌曲创作。其后两年，先后写出《毕业歌》《大路歌》等一批优秀作品，尤其是《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鼓舞了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之一。
　　就在“明月社”刊登《启事》前的一个月，聂耳与明月歌舞剧社就已经出现了“关系疏离”的迹象，他以“黑天使”为名在《电影艺术》上发表文章，对黎锦晖提出了批评。还有批评黎锦晖的《中国歌舞短论》《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十九路军一兵士》《批评杂谈》等。
　　除了音乐创作观不同，聂耳和黎锦晖也有过“误会”。黎锦晖决定由黎莉莉、王人美担任彩色歌舞剧有声电影《芭蕉叶上诗》主演。在故乡读书时，聂耳反串演过女主角，因此很想担任主演。他不知道，黎锦晖让黎莉莉担任主演是有原因的。
　　“4·12”事件发生后，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将中共党员钱壮飞的女儿钱蓁蓁托付给了黎锦晖。在黎锦晖悉心培养下，钱蓁蓁的歌舞表演潜质很快被发掘出来，她认黎锦晖为义父，改名黎莉莉。黎锦晖此举，实际上是意在扶持“党的后人”。
　　但是，聂耳并没有全盘否定黎锦晖的艺术成就，相反称赞黎锦晖的艺术具有“反封建的元素”，记录了阶级的悬殊。后来，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和偏激”时，决定修复和黎锦晖的合作关系。
　　黎锦晖也没有因为遭到聂耳的公开批评而耿耿于怀，公开称赞聂耳是一位优秀的、拥有高贵品质的音乐人，当然，作为曾经的引路人，他也毫不掩饰，批评聂耳脾气“急躁”。
　　聂耳也承认，他和黎锦晖之间的纷争，别无他意，而是创作和学术上的不同观点纷争。
　　“电通”公司数创第一
　　到了1933年，聂耳开始思考“什么是中国新兴音乐”。他在6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什么是中国新音乐？这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大众必定会要求音乐的新的内容和演奏，并且有作曲家的新的态度。他们感觉到有闲阶级所表现的罗曼蒂克的、美感的、内心的情调是不适切的，是麻醉群众意识的。”他热情地呼唤黎锦晖，“你想，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找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哪条才是时代的大路！”
　　1934年春，由夏衍等5人组成的中共地下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电影制片公司成立。夏衍、田汉主持电影创作，司徒慧敏为摄场主任，袁牧之、应云卫为编导。它的前身是电通录音器材制造公司，创建人是归国华侨马德建、司徒逸民、龚月毓珂。当时的上海，已经有20多家电影公司，“电通”的规模远不如老资格的“明星”“联华”“天一”“新华”等。到了1935年底，“电通”停业。公司虽然只生存了一年多，却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先后摄制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四部电影，创造了几项第一：中国第一家专门拍摄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用国产录音机录制的第一部全有声电影《桃李劫》，以及由公司创刊的《电通半月画报》，更加重要的是，诞生了《义勇军进行曲》和“国歌之父”聂耳。聂耳参与了其中两部影片主题歌作曲，一部是《桃李劫》中的主题歌《毕业歌》，还有一部就是《风云儿女》中的《义勇军进行曲》。
　　音乐之星，从天幕滑落
　　《桃李劫》是“电通”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由应云卫担任导演。剧本创作者袁牧之邀请聂耳为影片的主题歌谱曲。几天后，田汉写好歌词，聂耳即投入创作，一首旋律明快，充满活力，具有进行曲风格的《毕业歌》很快即告完成。1934年12月6日，随着《桃李劫》在金城大戏院上映，《毕业歌》在社会上广为传唱。“电通”公司开始酝酿第二部影片。1935年2月，田汉完成剧本《风云儿女》初稿，不料与阳翰笙、赵铭彝一起被捕，夏衍因转移到同学家，躲过一劫，完成《风云儿女》最终稿。聂耳自告奋勇为之谱曲。这时的聂耳，已经在上海先后完成了《毕业歌》《大路歌》《新的女性》等创作。大家认为，聂耳是该影片的最佳作曲人选。田汉被捕前已完成影片主题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齐藤孝治在《聂耳的闪光生涯》一书中说：“这段歌词田汉写得很匆忙，因为他知道国民党政府的追捕之手已经伸向了他。据孙师毅回忆，歌词是写在包香烟的锡纸背面，纸上有茶水渍，有些字被茶水化开了，不容易看清楚，他们一个字、一个字仔细辨认后，再抄录下来。”聂耳接到歌词，花了两天两夜就完成了谱曲。当聂耳唱给许幸之听，并且当着他的面略作改动，许幸之连连赞叹“好，好极了！”不久，许幸之又拿来刚完成的《铁蹄下的歌女》，聂耳被悲凉的歌词深深感染。两星期后，完成谱曲，试唱给许幸之听，许幸之热泪滚滚而下。
　　1935年4月15日清晨，聂耳带着刚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初稿，登上汇山码头的日本邮船“长崎号”赴日，不料，在日本期间，有一天去大海游泳，一个大浪打来，他再也没有回到岸上，此行竟成永诀，再也没有回到上海。5月16日，《电通半月画报》创刊号刊登许幸之作词、聂耳作曲的《风云儿女》，以及《铁蹄下的歌女》曲谱。6月1日，《电通半月画报》出版《〈风云儿女〉特辑》，第一次刊出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以及由田汉编写的《风云儿女》故事梗概和电影剧照。
　　（据《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