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地

“与重庆另一世界”
　　由于飞机受伤，本来计划随后就到的第二批观察组成员，直到8月7日才抵达延安。前后抵达的18名观察组成员被安排入住在延安北门外的几孔窑洞，窑洞由条石砌成，洞内地面铺上了灰砖，外面还设有木柱组成的走廊，用当时担任观察组翻译的凌青的话来说，“是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但美国人开始仍不适应，在他们看来，窑洞只是“凹进陡峭山坡约15英尺深的浅洞”，室内摆设“像斯巴达人一样简朴，一张粗糙的桌子，一两把简易木椅，每人一张台架床（即把木板放在木架上），一个搪瓷洗脸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没有地毯。”房间内外根本没有什么水管，厕所被安排在与住房距离比较适当的地方，这还是特意为外宾们建造的。
　　开始时观察组成员不会生炉子，常常是炉子还没点着，整个窑洞里浓烟弥漫。观察组的医生卡斯伯格不得不警告观察组成员，不要在烧炭时关闭门窗，他不止一次将包瑞德等人从烟雾中拯救出来，令人哭笑不得。但是开着门窗，又会有苍蝇、蚊子、蜈蚣甚至老鼠跑进窑洞。
　　物质条件无疑是艰苦的，好在，观察组成员非常清楚，“我们就没有打算在这里过舒适的生活”。并且，对于观察组的衣食住行，中共领导人无微不至地一一过问。有一次，观察组成员换洗衣服后问是否有熨斗，当时中共领导人穿的都是粗布做的宽大衣裳，上面还三三两两打着补丁，熨斗是极为罕见的，但杨尚昆还是让人给他们找了一个烧木炭的老式熨斗。
　　为了照顾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央办公厅特意调来了学过西餐的厨师。李耀宇就是这个时候被安排到延安的，他曾回忆说，为了给美国人改善伙食，他“把一只汽油桶改造成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延安无鸭，我们就用烤鸭和脆皮鸡的混合工艺，烤出皮脆肉嫩、纯香四溢的‘延安鸡’。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美军官兵吃得一干二净。”
　　尽管生活相当简朴，但延安军民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还是给观察组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的1970年，包瑞德在回忆录中这样陈述他对中共的印象：“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如果什么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观察组成员对国民党区域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征兵当局用绳子将壮丁捆成一串”，但在延安，这种被捆着去当兵的人，包瑞德从未见到过。他还回忆说：“在华服役期间，我有好几次看见国民党的军官其中包括一位两星将军抽打士兵的耳光，这种情形我在共产党区从未见过。”
　　观察组的另一名成员约翰·高林则对随时出现在街头漫步的中共领导人印象深刻，他写道：“领导人轻松地在他们的人民当中走来走去，并且经常和邀请他们的人一起跳舞。”“士兵和军官在轻松的同志式友爱气氛中，相互谈天和开玩笑。在集会上不安排座次，在讨论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简单地被称作‘同志’。”
　　这一切，让包瑞德不由得发出感叹：“在我们这些人看起来，倒似乎是共产党控制区的自由要更多一些。”而谢伟思则在他来到延安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

窑洞里话天下
　　谢伟思后来成为了迪克西使团的灵魂人物。他出生在成都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谢伟思的父母在那里创建了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当时的爱国青年们渴望中国的现代化，纷纷报名参加，青年时的陈毅也曾在那里学习英文。三十多年后，陈毅和谢伟思的手在延安握到了一起，每次提起谢伟思，陈毅总是笑着说，这是我老师的娃。
　　在中共欢迎迪克西使团的晚宴上，谢伟思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毛泽东。大多数使团成员对毛泽东的湘潭口音听不懂，谢伟思却如鱼得水，做起了翻译。谢伟思就坐在毛泽东身边。席间，毛泽东抛出了一个试探性的问题：“依你看，美国国务院是否能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
　　谢伟思犹豫许久，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这个地方的美国人为数太少了。”
　　毛泽东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打败日本人之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就是国民党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候。”毛泽东接着又说，“据我所知，你们能获得允许来到这里是很不容易的。”
　　谢伟思说：“我有许多问题想在你有空的时候和你探讨，虽然没有一个算得上是公事。”
　　毛泽东会意地笑了笑：“待你们安顿好以后，我们会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先认识认识。”
　　8月23日，毛泽东邀请谢伟思到枣园谈话。这天风清气爽，天高云淡，谈话从下午开始，足足进行了6个小时。
　　一个中国革命领导人，一个美国驻华二等秘书，一个湖南湘潭口音，一个四川成都方言，从国共关系，到抗日形势，两人聊得不亦乐乎。谢伟思曾总结道，“毛泽东很坦率，直截了当又开诚布公”，“他说话妙趣横生，引经据典，一针见血，出人不意”，“他并不会垄断会谈，毫无‘强加于人’之意”。
　　7月28日的晚宴接触和8月23日的枣园长谈，让谢伟思感慨颇多。10月10日，他再次与毛泽东谈国共关系；10月12日，与周恩来谈中国国内形势；次年3月13日，与毛泽东谈中美关系；4月1日，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谈中共最新立场和路线。
　　在简朴的窑洞里，谢伟思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写下自己亲眼所见的延安。从1944年7月到10月，4个月时间里，谢伟思写下51份政治报告，1945年2月至4月又写下26份报告。
　　那一时期，迪克西使团和外国记者团对中共领导人充满了好奇，随时随地都能找他们谈话和聊天，不拘形式。在美国人眼里，中共领导人性格各不相同，但都充满魅力。
　　周恩来“和蔼谦逊，长相英俊，总是以极潇洒的风度出现，谈及政治从不用苛刻的语言”；朱德将军“是一位心胸宽广、不露锋芒的领导人，他的即兴演讲中，不讲任何理论和各种主义，没有任何激烈和雄辩的言辞，而是用老百姓那种单纯而直率的土话，讲大伙都能听懂的俗语，说大伙都熟知的事实，机智而不尖刻地道出了国民党的丑态，引得下面纵情大笑。”叶剑英个子较高，英俊精干，对美国人提出的异议总能保持尊重；聂荣臻彬彬有礼、举止威严，讲述他所负责的军队和地区时相当客观严谨；林彪则是讲话不多，但礼貌心细，军事才能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的历史证明，谢伟思所撰写的关于中共的多份报告，准确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失掉的机会》一书作者埃谢里克指出:“是约翰·谢伟思的报告对40年代中国国共两党地区的情况从深度和广度上做了最详尽的论述”。迈克尔·沙勒在其《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认为，在谢伟思1944年7月去延安前,可以说没有一个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共对美国的看法，如果说有的话，也是零星的或来自第二手的情况。
　　谢伟思的每份报告都要经包瑞德团长批准，然后上报到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蒋介石的眼线和支持国民党的美国官员太多了，包瑞德担心谢伟思这些报告会引火上身，招来忌恨和报复，他劝谢伟思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谢伟思毫不犹豫：“我是一个外交官，这些报告里所写的情况，都是我亲眼观察到的东西以及我仔细考虑过的意见。如果华盛顿的人们不高兴，他们可以把这些报告扔掉。”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令观察组成员大为触动。海军中尉赫伯特·希契在报告中写道：“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评也不能否认那些从‘万里长征’走过来的人的组织能力，也不能否认共产党领导和党员的严明纪律……未来的美中关系也许取决于目前美国政府与他们打交道时所采取的路线……”谢伟思则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
　　而对于美国人和共产党这段真诚合作、友好相处的日子，谢伟思感慨地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
　　（二）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