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国家捐了一个博物馆

　　她，潘达于,新婚三个月就守寡，却用一生守护夫家的旷世奇珍。这位潘姓女子为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捐了一个博物馆？
　　还记得央视《国家宝藏》吗？节目中，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无疑是一大亮点。它是青铜转变期的典型代表，清朝末年就跟大盂鼎、毛公鼎并称为“海内三宝”。
　　大克鼎有290个字铭文，记录了鼎的主人是一位西周的膳夫（宫廷厨师长），名叫“克”。大克鼎的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国之鼎，家之藏。说起这件国宝，离不开苏州潘家藏鼎、护鼎、捐鼎的动人故事，真可谓荡气回肠，可歌可泣。
收藏世家
　　潘家是苏州彭、宋、潘、韩四大望族之一。潘氏祖籍在安徽歙县，其中一支迁到苏州定居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年仅24岁的潘家子弟潘世恩进京赶考，一举夺魁中了状元，以后在京师官运亨通达50余载。先后当过学政、尚书、左都御史、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一生受皇帝恩宠，赏赐甚多。
　　潘世恩共有五个儿子，嫡系孙辈中有一支为潘祖荫、潘祖年两兄弟。
　　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最初被岐山富绅宋金鉴购得，后来辗转到清大臣左宗棠的手里。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左宗棠，左才获脱免。
　　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而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后，首先被天津人柯劭态买下，潘祖荫又用重金从柯氏手里购得，成为大克鼎的主人。于是，二鼎团圆，两件周朝时期最大的青铜器齐聚潘府，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新闻。
　　潘氏家族的辉煌在潘祖荫手里达到了顶峰。潘祖荫自幼极富天赋，又勤奋刻苦，涉猎百家，精通经史，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殿试得探花，时年23岁，后来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精通金石书画的潘祖荫以“滂喜斋”的古籍善本和“攀古楼”的铜器收藏闻名于世。
　　潘祖荫一直无后，他在北京去世后，遗留下了大批收藏文物，后由弟弟潘祖年秘密赴京押运回故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家旧宅中。这批文物数量之巨相当罕见，仅青铜器就堆放了满满一大房间，另有一大间专放古籍版本和字画卷轴。
　　随后，潘祖年把两个儿子过继给潘祖荫，但也相继早夭，只剩下两个女儿，家中还是无人继承香火，于是，“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被过继过来，成为潘祖荫和潘祖年两家的孙子。
　　然而，潘承镜过继给潘祖荫后不久也亡故了，只留下了一个新婚仅三个月的妻子潘达于，没有留下子嗣。因此，刚过门不久的潘达于就此挑起了掌管门户的重任，守着大量文物财宝借住在苏州城里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
艰辛护宝
　　潘达于祖籍苏州，住西花桥巷，原名丁达于，1906年3月出生在苏州。父亲丁春之曾任山西定襄知县，辛亥革命以后返回苏州投身实业，成为苏州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家的代表。
　　潘家式微之后，觊觎宝物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清末权臣端方就曾对潘家人百般纠缠，想要“借”走两尊宝鼎。幸运的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成了断头鬼，潘家宝鼎才得以存留。
　　此后，有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漂洋过海，一路打探到了潘家。他提出以巨资外加一幢洋楼来换取盂、克二鼎，但年轻的潘达于不为所动，一口回绝。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某大员突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场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然而此拙劣伎俩被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抵临苏州骚扰轰炸。潘达于随家人到太湖边的光福避难。就在八月十八、十九两天，情急之中的潘达于打定主意要密藏这批宝物。她叫来了家里的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底板用粗粗的圆木直接钉牢，然后在夜间，搬开住处的地面方砖掘个坑，先放入木箱，把大盂鼎、大克鼎成对角慢慢放进箱子，空当里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
　　书画和部分古董则放进了“三间头”，所谓“三间头”，指的是江南民宅夹弄里的三间隔房，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如果小门被杂物堆没，很不容易发现。
　　当时的藏书有十几个大橱，不好搬动，潘达于请来姐夫潘博山，把书画按宋元明清朝代分类，放到书箱里，装了三十来箱，以及卷轴、铜器等等，搬进“三间头”，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收拾得随随便便。
　　在潘达于的《自传》中，她记得办好这件大事的参与者是，家里的两个木匠师傅，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我始终在场监督，再没有旁人参加”。后来，为了保密，潘家承诺两位木匠师傅，“潘家养你们一世”。
　　日本人攻陷苏州后，果然直奔潘家大宅，威逼潘家交出家藏文物，但潘达于和家人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丝毫都没有动摇。日军前后七次闯到潘家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虽然财物损失不少，但大土坑和“三间头”一直都没有被发现。
　　1944年，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烂，泥土带方砖都塌陷下去了。潘达于请人把藏品挖了出来，再用圆木做架，粗绳结牢大鼎，徐徐吊出土坑，然后两只大鼎被安置在一间房间的角落里，鼎里放些破衣杂物，再用旧家具堆没，房间锁死，既不住人也不走人，就这样一直保存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国宝归公
　　1949年5月，苏州、上海相继解放，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同年8月，上海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颁布了保护文物的法令和政策。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潘达于认识到，单凭她一家人的力量，根本无力保护好这两只宝鼎，只有交给人民政府才能妥善保护好它们。当即将要成立上海博物馆的消息传到老人耳中，潘达于决定要把“失踪”的宝鼎捐过去，给全国人民看看。
　　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达于寄出一封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得信后，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捐赠仪式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辞，颁发的文化部褒奖状上落着部长沈雁冰的大名。
　　按理说，当时两尊宝鼎的市值已是天价，对一下就献出两宝的潘达于，政府自然也相当重视，决定给她发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可当时并不富裕的潘达于却拒绝了这笔奖金，直接把它捐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只留了表彰奖状在自己的卧室，继续她普通的劳动者生活。毕其一生，这张蕴含着潘家世代民族魂的奖状，始终挂在潘老卧室里，尽管早已泛黄，却依旧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如愿入馆，使国人第一次饱览了这闻名半个多世纪的“国之重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大克鼎则当之无愧地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
　　继献鼎之后，在潘家后人的支持下，潘达于又陆续分批向国家献了大量文物，现在还保存于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就有：1956年献字画九十九件；1957年献字画一百五十件；1959年献一百六十一件。另外还献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画，诸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沈周的《西湖名胜图册》等，可以说捐献了一个博物馆。
　　潘达于在将近三四十年的时间内，精心保护、收藏我国重要的历史文物，将它们捐赠国家永久地收藏保存，真可谓高风亮节，令人钦佩。她以一介弱女子的身份，撑起百年收藏家族的命脉兴衰，并以自己的行动，坚持守护住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底线。可以说，她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流传有绪的“国宝”，更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关怀。就像潘达于自己在晚年时所说的那样：“我要为我的‘女儿’找个好归宿。”
　　建国后，潘达于是没有工作的，这也意味着她并没有收入来源，捐赠家族藏品之后的日子里，她曾经在里弄生产组里靠绣花为生。
　　上海博物馆鉴于一批文物捐献者家属的生活困难现状，请示了上级，给予关注，给潘家安装了空调，每年还发一笔补助，逢到新春佳节，还会请潘达于一起来吃年夜饭……与捐赠文物的价值相比，这些关怀或许只是杯水车薪，可在潘达于看来，却是细水长流，温暖人心，对此，潘达于始终心怀感激，无论顺境逆境，总是微笑着面对，从无怨言。（未完待续）
　　（据《新民周刊》《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