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

上世纪40年代，长江三峡上的纤夫。

“努力去做一员战士”
　　最紧张的40天抢运完成后，宜昌的撤退仍在继续。事实上，直到宜昌失守，民生公司的员工还在冒着日军的炮火维持前线与后方的交通生命线。
　　1939年9月，日寇兵分三路进犯长沙，湘桂局势告急。湘桂兵工厂的第1厂、第2厂、第41厂共计3万吨器材以及兵工署的2000吨机材紧急运到宜昌，由民生公司派船抢运入川。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从宜昌抢运了1.6万吨器材到大后方。
　　这一年6月，宜昌失守，但在接近日军阵地的平善坝、南沱、三斗坪一带，还有一部分兵工器材尚未来得及运走，其中的平善坝距离宜昌城仅20多公里。这时，卢作孚亲自率船前往平善坝抢运物资，每天傍晚开去，连夜装船，待天刚蒙蒙亮就开走。不久，终于把这一带的2.48万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了安全地带。
　　卢作孚用行动践行了抗战全面爆发时他对公司职工说的话：“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尽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而在他的动员和影响下，民生公司的职工乃至川江沿岸的船工、纤夫，人人都成了宜昌大撤退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战士”。
　　民生公司老员工晏天锡就是这样一名“战士”。他的儿子晏承华告诉记者，父亲常年跑川江航线，1938年日军开始轰炸宜昌时，母亲带着家人住在重庆，她一直希望父亲不要再从事这么危险的船上工作，每次到码头送父亲上船，总担心这是不是就是最后一次见面。父亲却从来没有放弃，一次次死里逃生中，他甚至已经习惯了炸弹的声音。
　　1943年，晏天锡所在的“民俭”轮到宜昌前线抢运伤兵和物资，航行至三斗坪太平梁时，突然遭到日机的轰炸，一时全船震动，弹片横飞。正在轮船底层负责大轮机的晏天锡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只听到了轰炸声，但他的第一反应是轮机负责全船的动力，一定不能出问题，就一直在船舱内忙碌，确保轮机的油门、温度合适，直到一位同事匆匆跑来叫他逃命，他才停止工作。跑出舱一看，才发现凭借最后的动力勉强靠岸的“民俭”轮马上就要沉了。谈起往事，晏承华至今唏嘘不已：“太险了，父亲不会游泳，又在船的底部工作，船一旦沉了，他肯定活不了……”
　　晏天锡幸运地死里逃生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幸运的。整个抗战期间，除了被敌机炸沉、炸伤的轮船外，民生公司共有116人牺牲，61人伤残。为战时交通付出生命的116人的名字，如今镌刻在大公桥码头的宜昌大撤退纪念雕塑上。在这份纪念雕塑英名录的末尾，还刻着一句话：以上是民生实业公司有记载的名单，还有其他公司员工和宜昌民众牺牲者无法记载，以此垂悼。
　　“无法记载”者，人数最多的就是同样忙碌在川江航道上的码头工人、木船船夫和纤夫。码头工人主要是装卸工，木船船夫和纤夫，则是宜昌大撤退期间另一支独特的运输队伍。
　　据朱复胜介绍，为增加运力，卢作孚曾紧急征集川江沿岸各县的2000余艘木船参加抢运，“大部分木船没有动力系统，主要靠帆和人工划桨前进，遇到险滩就得有纤夫拉纤才能过去。以一艘载重1.5吨的木船为例，至少需要船夫十余人，纤夫30人，那么2000余艘木船的船夫和纤夫得有几万人。”
　　当时主要负责民营厂矿西迁的林继庸，曾就木船与纤夫的艰难留下这样的记录：“木船编成各组上行，每组由四艘至七艘编成，沿途协助。遇滩时各船上之纤夫合力牵一船过滩，依次以及他船……百余二百个纤夫迎着锋利而寒冷的江风，汗流浃背，血向上沸，口嘘着热腾腾的气，同声嚷着成调不成调短促而苦痛的歌声，一行人众佝偻着，体向前倾，背高于顶，合力往前拉，半小时的挣扎，往往不能前进半尺。”而根据朱复胜的研究，不仅是纤夫，遇到险滩时，船上的乘客有时也得帮忙拉纤。他告诉记者，大撤退期间，剧作家曹禺随着南京的戏剧专科学校西迁，和一批师生一起乘坐三条大木船入川，船走不动时，曹禺也和纤夫们一起弯着腰拉纤，一边拉一边还给学生们鼓劲。
　　八十年过去了，那些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川江艰难前进的船夫和纤夫，不曾留下一个名字，但这些无名“战士”们在宜昌大撤退中留下的功绩难以磨灭：木船在宜昌转运的轻件器材和设备，占了高峰时期抢运总量的三分之一，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中国工业的命脉
　　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张自忠率部从右翼打击进犯的日军主力，日军调集部队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张自忠部减员甚重，弹尽粮绝，最终于5月16日壮烈捐躯。
　　一个月后的6月12日，宜昌失守。
　　不过，当日军进入这座鄂西重镇时，看到的却是一座空城。面对空空如也的宜昌城，日本军事专家在战后曾检讨：“汉口失陷时，重庆政权先将东部的工厂设备暂时运至宜昌，然后用了很长时间以小型船只运往重庆，建设长期抗战的基础。”他们甚至追悔莫及地做了一个假设，“假定在昭和13年（1938年）攻占武汉作战时，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更大了。”
　　日本侵略者为何没有在攻占武汉后立即攻打宜昌？朱复胜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日本天皇的犹豫；另一方面则是兵力的限制，日军要全力攻打长沙，以便尽快打通京广线，因此对于宜昌只是派遣空军频繁轰炸。
　　日军的作战计划不可能为当时的中国所知，但无论如何，阻塞不堪的宜昌总算获得了更多的抢运时间。截至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从宜昌转运的部队、伤兵、难民等人员达150余万，货物多达100余万吨，其中包括2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150余万人中，不乏工程、兵工、机械、造船、纺织、化工等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人员，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人才以及学生、难童等，他们入川后，成了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和后备人才。
　　多达100余万吨的物资则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调查，途经宜昌紧急抢运入川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在大后方的工业生产能力，仅军用品一项，“每月即可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炸弹炮弹引信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机枪零件千套，大小圆锹30万把，十字镐20余万把，地雷引信千余个，军用纽扣500万个，以及陆军测量仪器、军用炮表、子弹机等。”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则表明，抗战期间全国械弹有三分之二是在重庆制造的。
　　宜昌大撤退之后一年多，法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了。这次世界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撤退行动，用9天时间把33万盟军撤至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成为盟军最终走向胜利的关键转折。由此，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但在朱复胜看来，宜昌大撤退甚至比敦刻尔克的撤退更加艰难，敦刻尔克依靠整个英国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宜昌大撤退的主力，却是实业家卢作孚和他的民营船运公司。
　　1945年，抗战胜利，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为抗战期间的贡献，多次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
　　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卢作孚应周恩来的邀请于1950年6月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被补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随后，卢作孚又向周总理提出，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将民生公司交给国家。孰料，1952年初，卢作孚竟不幸逝世了，终年仅59岁。得知消息后，毛主席、周总理都深感悼惜，毛主席曾说：“卢作孚先生要是不死，他要负责的工作要大得多啊。”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结论:“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而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在交给国家后，也于1984年重新组建，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家既有江运又有海运及综合物流的大型企业集团，重庆和宜昌人一般称之为“新民生公司”。
　　十年前的2008年，宜昌大撤退 70周年时，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在大公桥码头落成。巨大的纪念雕塑矗立江边，雕塑上的一组数字“1938”“10”“11”，铭记着那场大撤退从1938年10月到11月的最高峰时期；雕塑上的花岗岩浮雕，则定格着工人们日夜忙碌、纤夫们拉船过险滩的历史画面。在这里，每年清明节纪念卢作孚、纪念大撤退的活动，已经成了宜昌市民从来不会忘记的惯例。
　　（完）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