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对人生

毛勇强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也许我永远成不了“雄才”，但多少年来，这两句诗却激励我不畏艰难，不甘落伍，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得益匪浅。
　　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成长在“文革”时期，工作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自然也遇上了“一出世就挨饿，刚读书就停课，才毕业就下乡，参加工作就文化补课”这种“机遇”，命运可谓不好，甚至很不幸。然而，我没有向“命运”低头，更没有屈服，而是逆水行舟，迎难而上，笑对人生，向“命运”挑战。
　　泰戈尔曾经说过：时间“它是一把历史的刻刀，记载着岁月流逝的痕印，留下了青春衰老的年轮。”回顾参加工作几十年的历程，我除了几次调动工作比较顺利外，没有几件大事是“心想事成”的。自己每取得一点成绩，都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和苦涩的泪水，交织着艰难与奋斗，与同龄人或与同一起跑线的人比，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有两段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参加了升高中考试，尽管我的成绩大大超过录取分数线，但由于一个叔父的所谓历史问题而名落孙山。后来，在母亲的努力下，我到离家15公里的一间中学上了高中。那时，我刚满14岁，正是别的非农业人口出身的孩子还在母亲的怀抱撒娇的年纪，而我却在异乡过着艰难的学校内宿内膳的生活——餐餐捱没有油的咸菜，经受半饥不饱的考验。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时期，大批“师道尊严”，大肆鼓吹“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教学秩序一片混乱，我们整天参加校办农场或者建校的繁重劳动。不仅如此，打柴、挑砂、担火砖等任务还分配到人。年纪尚小、很少参加过重体力劳动的我，常常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但我还是咬着牙关顽强地挺过来了。两年顶寒风冒酷暑，风里来雨里去的不寻常生活，使我得到很大的锻炼，不仅磨炼了体魄，还培养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坚定了不畏困境、勇往直前的人生信念。
　　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无条件下乡“接受再教育”，而且一去就是整整4年。面对“伴着星星出，顶着太阳干，戴着月亮归”的战斗生活，我虽然没有“铁心务农干革命，志在全球一片红”的雄心壮志，但也没有叫苦连天，满腹牢骚，情绪波动，而是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吃苦耐劳，不甘沉沦，不让青春年华付诸东流，硬是克服无经济能力购买书本、订阅报刊，甚至借书阅读也不容易等种种困难，在严重超负荷的劳动之余，坚持刻苦自学，锲而不舍，还认真做了大量读书笔记，一点一滴地积累知识，为后来从事文字工作打下了基础。4年的知青生活，进一步铸就了我独立、坚强的性格，也增强了与不幸命运抗争、立志成才的信心和决心。
　　从知青农场回城后，我们这些生不逢时的人，不断地进行“补课”：学业务、读电大、攻读本科、向研究生“冲刺”等等。由于基础差、年纪大、工作任务繁重和家庭负担等，确实使我感到压力很大。但由于经历过学校内宿内膳、“接受再教育”等种种磨炼，使我能够轻装上阵，变压力为动力，顽强地越过一道道难关，攻克一座座“堡垒”，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与此同时，我坚持自开“小灶”——学习新闻知识、写作业务，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名篇，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写作技巧。1980年开始，我尝试着给报刊、电台投稿。30多年来，不管是条件的变化，还是地位的变迁，我始终坚持不懈地“爬格子”，先后被中央、省市报刊、电台采用了通讯、评论、报告文学、调查报告和论文等多种体裁的文章几千篇，有的还获得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奖励。因此，我先后被《农民日报》、《南方日报》、《南方论刊》、《茂名日报》、《茂名晚报》和茂名电台聘请为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或客座编辑。1993年以来，我先后多次被《南方日报》评为积极通讯员；1997年，还被该报评为茂名地区唯一的优秀通讯员。1993年以来，广东人民出版社、羊城晚报出版社和中国言实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我的散文、报告文学集《春华秋实》《跋涉者的足迹》《笑对人生》《故园情怀》《松林旭日红》和《两手空空的“大富翁”》。1993年12月，年仅34岁的我，通过考核和有关部门的审批，被破格晋升为经济师；2006年10月，我还被广东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笑对人生，坚持走自己的路，使我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笑对人生，使我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经受了严峻考验，提高了适应能力，增长了才干，逐渐成为生活的强者。如今，每当回首往事，我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此，我感谢生活赐予我的曲折坎坷、命运多舛，也感谢改革开放的年代为有志青年提供了大显身手的人生舞台。
　　笑对人生——我愿以此和广大读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