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宋疑云

　“毁宋酬勋位”
　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人通电公布了从应桂馨家中搜出的3本密码本、7包函电等证据。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名字浮出水面。自1912年9月至案发后的1913年3月23日，洪、应二人共通了40多封密电，从密电中那些隐晦的只言片语中，不难看出一场阴谋正在酝酿。
　　洪述祖是世家出身，他的祖上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洪亮吉。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洪述祖品行不端。早年他曾追随淮军名将刘铭传，但是在购买军械的过程中，他竟然胆大包天地干起倒卖军火的勾当。事情败露后，刘铭传差点把他明正典刑。后来，他又先后投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陈夔龙门下，都因贪污弄权被革职。从履历可以看出，洪述祖确实是个胆大妄为的人。辛亥革命后，洪述祖曾跟随北方代表唐绍仪南下议和。据他自己说，他还曾拟过一份清帝退位诏书，只不过后来未被采用罢了。改朝换代的乱局中，洪述祖也算是个共和功臣，民国后他被任命为内务部秘书。
　　洪述祖是怎么跟应桂馨挂上钩的？前文说过，革命党闹革命时对帮会势力多有倚重。帮会成员本是一批没有政治理念的乌合之众，他们支援革命，自然也要求在革命胜利后分一杯羹，但是帮会为非作歹，从来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容忍他们的存在。民国成立后，帮会自然也感受到了昔日盟友态度的转变。为了洗白身份，青帮、洪帮、公口三大帮会合并，成立了共进会，应桂馨就是共进会的会长。虽然共进会名义上是个政党，但是谁都知道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1912年9月，袁世凯开始着手解散共进会。这个任务落在了洪述祖头上。洪述祖拿着北洋将领张绍曾写的介绍信，找到了应桂馨。洪应二人都是场面上混的人，可谓一见如故。洪述祖向应桂馨转达了袁世凯希望他解散共进会的信息。应桂馨表示，手下兄弟众多，而且他们都曾为革命出过力，真要遣散非要给一笔遣散费不可。在洪述祖的运作下，袁世凯同意每月给应3000元办公费，其中2000元由中央政府出，1000元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出。3个月后，在洪述祖的安排下，应桂馨进京面见袁世凯。袁世凯又给了他3万元，作为共进会的遣散费。当然，这些钱里洪述祖都是要拿回扣的。
　　洪述祖与应桂馨的往来密电中，直到1913年2月，说的都是当时的时局、如何控制舆论等问题。直到2月2日，应桂馨在电报中突然抛出了“购孙、黄、宋劣史”的事，第一次提到了“宋教仁”。
　　前一天，洪述祖在给应桂馨的电报中写道：“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为了响应洪述祖做“激烈文章”的号召，次日应桂馨就抛出了去日本购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劣史”的提议。应桂馨报告，宋教仁在日本曾经因诈骗被警方传唤，黄兴则与“下女”拍过合影等。应称，孙中山听说此事，曾派人去日本重金购买证据，结果被对方索要30万元大洋。言下之意，只要给他30万，他就能买到这些“劣史”。
　　当时，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已大获成功，宋教仁正在南方各地巡回演讲。演讲中，他对北京政府和袁世凯言辞相当激烈。据说，袁世凯听说后很不满意，曾对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抱怨宋“口风何必如此尖刻”。
　　在竞选中给对手泼脏水是一种很常见的手段。袁世凯一方对宋教仁、黄兴等人的丑闻也很感兴趣。洪述祖在电报中说：“（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此后，洪不断催促应桂馨拿出点儿真凭实据，他好向袁世凯去要钱。但是所谓的“宋犯骗案”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应桂馨自然拿不出什么凭据。二三月间，洪述祖不断发电报催应桂馨采取进一步行动。3月13日，洪给应发电报道：“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后来，洪述祖至死也不承认“毁宋”是“杀宋”的意思，一直说自己只是想毁他名誉，并没想伤他性命。但“毁宋酬勋位”5个字，把他和宋教仁的死紧紧联系在一起。
　　事态的发展也是如此。当天，应桂馨在给洪述祖的电报中提到：“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事端……”这时“毁宋”已经升级为“去宋”，杀心已起，那是再怎么狡辩也掩盖不了的了。
　　3月19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出密电，正文只有三个字：事速行。第二天，宋教仁就倒在了枪口下。案发后，应桂馨发电报请功道：“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根据以上电报，洪述祖想撇清与“宋案”关系，那是比登天还难了。
赵秉钧百口莫辩
　　宋教仁遇刺的第二天，消息就传到了北京。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得知消息时，正在主持内阁会议的总理赵秉钧脸色大变，当即离开座位绕着会议长桌兜了好几个圈，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道：“这下糟了，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总理为何反应如此强烈。不一会儿，总统府来电话，赵秉钧便匆匆离去。
　　当时凶手还没抓到，应桂馨和洪述祖的一系列密电也没有曝光，赵秉钧这么心虚，不是有点儿不打自招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尚小明认为，赵秉钧的失态与他尴尬的位置有关。赵秉钧是洪述祖的顶头上司，应桂馨家搜出的密码本是赵秉钧给的。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洪述祖与应桂馨联系，最终密谋杀宋教仁，都是奉了赵秉钧之命。
　　事实上，自宋案发生以后，指责赵秉钧是幕后主使的说法就甚嚣尘上。赵秉钧屡屡为自己辩白，但总是有越描越黑的感觉。
　　1899年，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强悍心细”的赵秉钧开始受到袁的赏识。《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在天津城内驻军，这意味着清廷将失去拱卫京畿的大门。头脑灵活的袁世凯从他训练的新军中挑选出3000人，改装成了警察。袁世凯这招棋令列强有口难言，中国的警察队伍也由此发轫。当时，负责组建警察队伍的就是赵秉钧。
　　有了这层渊源，人们普遍认为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人，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赵同时也是国民党员。虽然说民初国民党吸收党员毫无门槛，但至少说明赵并不排斥国民党。民国元年，唐绍仪、陆征祥两名总理相继下野，北洋系与国民党的关系已非常紧张，此时的总理人选必须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而赵秉钧正是这样的人。据说，赵秉钧能当上总理，宋教仁出力甚大。
　　赵秉钧与宋教仁私交甚好也并非虚言。4月3日，赵在《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唐绍仪内阁期间，他与宋一个是内务总长，一个是农林总长，既是同僚，又是挚友。宋教仁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经常住在他家。俩人无话不谈，经常一聊就是一宿。
　　那么，赵秉钧有没有“杀友”呢？北大历史系教授尚小明说，在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三人的关系中，赵秉钧是个边缘人物。人们总以为赵秉钧是洪述祖的顶头上司，洪述祖就是赵秉钧的人。其实赵洪二人的关系相当疏远，反而是洪述祖与袁世凯关系更加密切。早在袁世凯任职朝鲜期间，洪述祖与袁世凯二人就有了交集。据时人刘厚生讲，袁世凯把洪述祖安排到赵秉钧手下当差，也有让洪监视赵的意思。
　　不可否认，洪述祖让应桂馨搜罗宋教仁丑闻之事，赵秉钧是知道的。同时，他也知道此事得到了袁世凯的暗中支持。但是洪、应杀宋，赵秉钧应该不知情。对于袁世凯是不是首肯此事，他也拿不准。
　　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宋案”发生第二天，赵秉钧就向袁世凯提出辞职，但是袁没有批准。过了几天，赵专门找到张，请他帮忙说服袁世凯准他辞职，赵秉钧说：“此时只求免职，才能免死。”张问他，“宋案”究竟怎么回事？赵说：“此事此时不能谈，但我不免职非死不可。”
　　赵秉钧为何如此惶恐？尚小明认为，“杀宋”是不是袁世凯的意思，赵心中殊无把握。如果袁世凯真是幕后主使，势必会将他当成替罪羊。这也从侧面证明，赵秉钧不是“杀宋”的幕后主使。
　　5月5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要求赵秉钧到沪出庭。赵秉钧以病假为由拒绝。后来，二次革命爆发，庭审也就不了了之。1914年2月26日，已经辞职的赵秉钧在天津寓所暴毙。许多人认为，这正是袁世凯杀人灭口。
袁世凯是最大嫌疑人？
　　1913年4月13日，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黄兴的一副挽联格外显眼：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正如黄兴挽联所写，“宋案”发生后，主流观点一直认为袁世凯就是“杀宋”的幕后主使。后来，袁世凯称帝，其形象被固定为窃国大盗之后，他杀宋教仁几乎成为了铁案。
　　但是近年来许多历史学家重新梳理史料后认为，杀死宋教仁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实际利益。
　　以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国民党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后就要将袁世凯赶下台，所以袁世凯视宋为眼中钉，但事实上袁宋二人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当时的记者黄远生在《春云再展之政局》中记载，当秘书报告袁世凯宋教仁去世的消息时，袁世凯愕然道：“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尚小明告诉记者，与国民党内其他人相比，宋教仁确实属于温和派。宋教仁很支持袁世凯转正做正式大总统。被刺前一周他还对采访记者说：“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在上海尚贤堂演说时，他曾表示：“此次正式总统，非举袁世凯不可。”
　　自民初以来，袁世凯一直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政治策略。既然宋教仁明确表示支持他，按说他也没有必要采取激烈手段除宋。
　　另一方面，为了应付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问题，袁世凯也早已做好了部署。当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三党合并后，应能在国会中给袁世凯很大支持。分化国民党的计划也在稳步推进。如果能招安一些国民党议员，袁世凯在国会中的支持率应该不低。可是，这些计划都因宋教仁的突然遇刺而中止了。甚至许多原本支持袁世凯的人，也因怀疑他与“宋案”有关，而对他退避三舍。可以说，宋教仁遇刺对袁世凯的影响相当负面。
　　退一万步讲，即便袁世凯真有心杀宋，也不会挑宋教仁即将北上的时候下手。因为宋教仁遇刺前一天，袁世凯发电报催宋来京，商量召开国会的事儿。熟悉民初政治格局的人都知道，上海传统上属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袁世凯若真有心杀宋教仁，等他到北京再下手，要方便得多。
　　后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记录，袁世凯曾说，我如果真想杀宋教仁，有的是方法，何必在招他来京时动手。这不明显是授人以柄吗？傻瓜也不会做这种事儿。更何况孙文、黄兴、陈其美都反对我，我都不杀，独杀一个对我有利的宋教仁吗？
　　尚小明认为，袁世凯要对付的是国民党欲实行的政党内阁主张，而非国民党中某个人，杀一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政见分歧。宋一死反而会让国民党人更加坚定其主张，这一点袁世凯心中非常明白。因此，当洪述祖向袁世凯提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时，袁世凯斥责道：“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
　　那么，袁世凯在“宋案”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向应桂馨购买宋教仁的丑闻，袁世凯是知情的，但后来发展成“杀宋”，袁世凯显然蒙在鼓里。洪述祖打着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名义做出这些勾当，袁也是有口说不清。（中）（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