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记忆中，有个不为人知的焦裕禄

　　焦裕禄与亲手栽种的泡桐合影
　　《我的父亲焦裕禄》近日出版了，焦裕禄女儿焦守云表示，出版此书一方面是与现今宣传焦裕禄相契合，另一方面也是想写一本“正传”，从子女角度讲出最真实的故事。
　　在焦守云的记忆中，焦裕禄英俊高大，腰板总是很直，看上去很精神。他很喜欢孩子，从不打骂子女，以至于妻子徐俊雅在孩子面前反倒成为严厉的形象。他会教孩子唱一些歌曲，还会带他们养动物、种菜、做力所能及的劳动。这成了焦守云最美好的记忆，以至于在此后数十年的岁月中，还会时不时出现在她的脑海。
　　土改时的二胡
　　关于焦裕禄的艺术作品为数众多，但在演员形象方面不能得到焦裕禄妻子徐俊雅的完全认同。比之于一些衣衫破旧的形象，妻子孩子眼中的焦裕禄注重仪表，身上的干部装十分齐整，只有袖口领口部分会有补丁。在子女六人中排行第三的焦守云，会给扮演父亲的演员织一件毛衣，但谁穿上也没有父亲帅气、有风采。
　　她说父亲很有文艺天分，看上去有“文艺范”，从小学拉二胡，也爱唱，这些才能也在之后工作中派上了用场，甚至还牵出了一份感情。
　　1947年，华东分局决定从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支援新区，焦裕禄成为南下干部中的一员。经过三个月的集中训练与出身检验，焦裕禄被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二班任班长。南下路上，焦裕禄加入淮河大队宣传队，还在队中参与排演了当时流行剧目《血泪仇》。最终，一行人留在河南省尉氏县，并没有继续南下。而焦裕禄终其一生，也没有到过更南的地方。
　　当时的新解放区，面临一个重要的工作——土改。如何吸引群众参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土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了使土改工作顺利推进，焦裕禄往往清个场子，搬了凳子，坐在那里拉二胡。当地文娱活动也少，就有人围观，看到围观群众多了，他就开始讲党的政策。乐器成为推动工作的利器。
　　在1942年，焦裕禄曾有一段短暂的婚姻，后来他外出参加革命，音讯难通，女方改嫁他人。1950年，尉氏姑娘徐俊雅注意到了这名爱拉二胡的青年干部，两人逐渐开始交往。可以这样说，这段姻缘与二人对文艺的共同爱好分不开。之后，拉二胡的焦裕禄身边多了一个爱唱的徐俊雅，两人最终走到一起。
　　焦守云还听母亲讲过这样一件往事：结婚前徐俊雅想绣一对鸳鸯枕头，但因时间太赶，只绣出一个。别人劝她，不能为此拖延婚期，况且一个枕头上已经有两只鸳鸯。焦裕禄去世之后，徐俊雅在数十年守寡的岁月中，总会懊悔当年，觉得只绣一个枕头并不吉利，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把两个绣完。“那是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徐俊雅说。
　　工厂中的俄语
　　焦守云本不叫“守云”这个名字。
　　出生于1953年的她，恰逢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所以取名“迎建”。那时正是中苏蜜月期，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156项苏联援建重点工程，洛阳矿山机械厂是其中之一。
　　在当时强调工业建设的大背景下，全国组织系统抽调大批干部到工业战线，以解决对技术干部的燃眉之需。时代洪流中，焦裕禄被选调到洛阳矿山机械厂。
　　不久，厂里派出100多名年轻干部和技术人员去高校深造，焦裕禄被选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数月之后的1955年3月，焦裕禄又来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工厂的老工人告诉他，熟悉业务需要两年时间。他很惊讶，觉得洛矿即将投产，两年时间太长了。
　　焦裕禄作为实习车间主任，迫切地想要掌握各种知识，也很想学习俄语。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向苏联专家请教问题，却苦于无法沟通；另一方面是当时苏联机器的说明书用俄文书写，他无法阅读。徐俊雅曾经学习过一点基础俄语，焦裕禄便让妻子教他。之后觉得不够，便想办法与苏联专家接近。苏联专家白天要工作，晚上要跳舞，焦裕禄便学习跳舞。由于有文艺才能，他很快就学会了，而且跳得很好。
　　徐俊雅曾对女儿讲起，“你爸爸一生没享过福，最好的日子都是在大连度过的。”那时徐俊雅烫了头发，穿上了时髦的布拉吉，还给焦裕禄买了一套黑呢子干部装。
　　回到洛矿的焦裕禄，和同事们一起投入到上世纪50年代的建设中。当机器制造出来时，厂里的同事们喝酒庆祝，焦裕禄喝完酒就爱笑，那天更是一直笑，回到家中也笑个不停。徐俊雅感觉瘆得慌，让他睡觉休息，但焦裕禄还是哈哈笑着。徐俊雅就用枕头蒙住他的脸，并不起作用，后来徐俊雅没办法，干脆用被子把他的头包住，可焦裕禄的大笑声还是从被子里传来。
　　兰考475天
　　焦裕禄的肝病起自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是营养不良性肝炎，在洛矿的时候就已经得了。那时这种病并不少见，徐俊雅也曾患上，之后慢慢恢复，而焦裕禄却由于长期劳累，病情加重变化，后来恶化为肝癌。
　　1962年6月，焦裕禄被调回尉氏，担任县委副书记。当时的兰考一把手不够好，就想换人，有些人听说要到兰考任职，便想办法推脱。当找到焦裕禄的时候，他的肝炎已经不轻，若他提出这一理由，便可不去赴任，可他并没有。于是，在回尉氏半年之后，焦裕禄被平调到兰考，出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从缺。
　　兰考是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拐弯处，很容易发生涝灾。悬河离地面有7米落差，距离兰考仅20里。焦裕禄到达时正值1962年冬天，本系多灾害之地的兰考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情况之艰难可想而知。想要外出讨饭的人很多，常采用扒火车等方式逃离。为此，兰考已经设有劝阻办公室，但不治本。
　　雷中江老人曾向焦守云回忆初见焦裕禄时的场景，那是1963年3月，焦裕禄外出正好穿过火车站，当时雷中江正等待扒车，看到有三人过来，来不及躲避，以为肯定要被撵回。经过问询，三人了解了情况，其中一人告诉他，自己是县委的焦裕禄，“我们没把工作做好”，同意他们去要饭，等到除“三害”时如果叫他们，他们可要回来。
　　改变饥饿局面无疑成为摆在焦裕禄面前的大任务，他找来一些款项，由副县长带队去全国多地购买一些不属于统购统销范围内的代食品，包括苜蓿片、菱角等等，用这些代食品来解决吃的问题。焦裕禄告诉民众，只要参加除“三害”（三害为风沙、盐碱、内涝），“我不保证你吃好，但保证你吃饱”。吃的问题解决了，人就基本留住了。
　　焦守云回忆称，父亲不是一个蛮干的人，而是讲究做事的方法。面对兰考当地的一些问题，他都要到群众中去，通过调研交谈和实验实践，来寻求解决之法。翻淤压沙、翻淤压碱等办法的获得都与此有关。再比如，当他得知泡桐曾是兰考特色，但大炼钢铁时尽数砍伐以致风沙更加肆虐之后，便大力推动种植泡桐。
　　那棵他手植的“焦桐”，于今已经茂盛了53年。
　　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家人，焦裕禄都很严格。需要补充营养的他，对于一些给领导干部的肉类等食品，推辞不要。甚至当妻子想看《参考消息》，他也说妻子级别不够，不能看。后来，焦裕禄被升为兰考县委书记，但那时的他，在世上竟然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
　　随着肝部疼痛加剧，焦裕禄用身边各种东西来顶着肝部，缓解疼痛。妻子劝他去医院，但他觉得工作太忙，一直拖着。一次，焦裕禄晕了过去，这才努力治疗，但为时已晚。从开封、郑州，再到北京，医生也无能为力、回天乏术。
　　475天的时间，对于想大干一场的焦裕禄来说，确实是太少了。他生前说，自己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后希望埋在沙丘下，看着兰考人把沙丘治好。
　　子女孀妻
　　焦守云非常清晰地记得，知道父亲死讯那天的情景。
　　小孩子爱玩，那天她在废弃的阁楼上面和小伙伴们一起学老太太唱吕剧。有个邻居家叔叔过来说，别唱了，你妈回来了。
　　听说妈妈终于回来，焦守云赶忙跑到门口，看到母亲被两个人架着，在那里哭。
　　进到屋内，很少抱孩子的母亲抱住了她：“没有爸爸了，以后要好好学习。”和妈妈一起回来的姐姐赶快把焦守云的红头绳拽下来，在做针线活的簸箕里找了个白布条给她扎上。
　　那时的徐俊雅才33岁，还带着六个孩子。之后数十年的守寡岁月在等待着她，每年最怕过的，就是春节与清明。每年春节，徐俊雅都会用整整一夜时间来包饺子，第二天蒙头一直睡。而每年清明上坟，她常常哭得起不了身。
　　她对孩子们这样讲过，“要不是你们几个，我早跟着你爸去了”。
　　焦裕禄去世后，家里没参加工作的人每月有9元抚恤金，六子女中只有大姐参加工作，其余五个子女算下来一共45元，加上徐俊雅的工资一起，一共百十元。而焦裕禄当时的工资是每个月一百三十多。前后差距之大，可以想见。他离世后，补发十个月工资，一千多块钱在当时数目不小，徐俊雅没敢放在家里，而是存到距离兰考数十公里外的开封，没有大事轻易不取。
　　1966年，那一著名的长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来的日子里，徐俊雅常常要作报告，每场都会哭，讲完之后从袖口到领口挂满了毛主席像章，都是听报告的红卫兵所赠，走起路来“哗啦哗啦”一直响。回去后，这些像章又被另一拨来串联的红卫兵要走。由于家里不宽裕，徐俊雅把红卫兵给的红袖章和战旗，用汽油弄掉字迹，做成褥子、小被子，一片满满的红色。焦守云去北京串联时，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身上穿的还是缀有补丁的衣服。
　　焦守云回忆，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谁也帮不了谁，只能用言语来安慰。生活使母亲徐俊雅变得越来越内向，以泪洗面的她，常常哭得背过气。由于经常哭泣，母亲老年时眼睛不好，不哭也会流泪。
　　改革开放后，徐俊雅当了五年的兰考县常务副县长。退居二线后，又在兰考县人大常委会担任副主任。徐俊雅2005年去世。
　　焦裕禄和徐俊雅有三子三女，共六个孩子，其中包括焦守云在内的三人都有军旅经历。老六焦保钢是一名刑警，于2013年去世。目前在世的五人中，有四人已经退休，其中大姐已71岁高龄。在焦守云的兄弟姐妹中，官职最高的是老五焦跃进，曾经担任开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目前任开封市政协主席。
　　如今的焦守云是焦裕禄干部学院的名誉院长，学院坐落在焦裕禄手植的“焦桐”对面。逢到开花季节，一树灿烂。曾经的小苗，如今四人合抱，是五十多年岁月已逝的最好证明。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