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欠条

　　年老了，往往回忆起过去的事，特别是那些让我深感愧疚的事，更是常萦于怀。 　　１９５１年，我毕业于化州县陵秀初中（现为那务中学）。播扬是我的家乡。是年８月的一天，我在播扬圩跟王永立邂逅，他告诉我，高州师范招考，约我一起去应试。他面孔白皙，性格温和，是出名的靓仔。我和他都毕业于播扬中心校，他比我高两届，但我俩已经熟稔了。我出身于贫农家庭，当时家境还异常清寒，常常断炊。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然而当时已一贫如洗。他拿出一个袋表掂了掂，说去报考可靠这个东西。当晚我就在他家食宿，吃的是芋头粥。天蒙蒙亮，我们就起床，每人吃了一小碗昨晚剩下的芋头粥，就匆匆上路了。路上我们又饿又渴，肚里咕咕响，约下午四时终于走到了高州城，行程约５０公里。我们赶快找到了修钟表的店铺，把袋表卖掉了，取得了一点钱，解决了报名费问题。住的是低档的旅店，吃的是从饭店买的稀粥。也许是上苍有眼吧，两天考试结束后，我居然感到满意。 　　我眼巴巴等待了十多天，再次跟王永立在播扬圩会面时，他把一张通知书递给我，我被高州师范录取了。可是他却名落孙山，他噙着眼泪，一脸落漠，我不知怎样安慰他才好。而他却还想起为我祝福，祝福我鹏程万里。 　　进入高州师范后，我就像从地狱升上天堂，不愁吃、穿，也不需要交学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１９５４年我又被选送考大学，考上了华中师院中文系，我走在一条阳光大道上。 　　王永立给我的那份恩情，我始终珍藏在心里；可是我们已是两个世界的人，不可通信，更不宜见面。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我受到了迫害。有人向组织告黑状，说我能够考上高州师范，是因为得到了地主仔王永立的资助；又说我１９５９年从湖北荆州中学回来探家时曾与王永立见面。因而断言我与阶级敌人“勾勾搭搭”。当时我在化州一中任教。 　　１９６９年，全县各个公社都办起了高中，化州一中大部分教师都下放到各个公社的高中任教，我被安排到播扬中学，王永立的家就在播扬圩，于是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当时我的处境也不大好。有一些人对我另眼相看，有的人甚至视我为可疑人物，我得处处兢兢戒谨，如履薄冰。因此我与王永立见面时，只是微笑一下，点点头，不敢驻足跟他谈话。从他的眼神里我仿佛读出了这么一句话：“我不关照你，你难道有今天吗？你怎么忘本了？” 　　１９７６年一个星期六，学校教工食堂宰猪，给我分到八斤猪肉。我很兴奋，带回去，一家六口就可打牙祭，饱食一顿肉。这时我突然想到王永立，他的日子比我更艰难，应该送给他一点猪肉，于是我从篮子里拿出两块猪肉，用报纸包住，放在一个袋子里，往圩里跑。我还是很细心的，想从王永立家的后门进去，免得被熟人看见。走到圩尾，刚好碰到一个红得发紫的干部，我驻足跟他寒暄了几句，他似乎对我的袋子很感兴趣，眼睛盯着它，我不禁浑身打了一个寒噤。几年来，我总觉得似乎有人在背后盯梢、窥探。于是我谎称到商店买东西，待他离开后，我到商店逗留了片刻，出来时望了一眼王永立的家，就无可奈何地回校了。 　　１９７８年，我调回化州一中，我的生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心中仍存在着王永立给我的那份情。政治气候变了，我曾多次想到王永立家造访，与他重温旧谊，表示我的谢意，以了却我的心愿。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去年冬，强烈的内疚就像利刃一样狠狠地切割我的心，我应该去看望恩人王永立了，于是我回到播扬圩，打算跟王永立见面，可是，斯人已驾鹤西游了。我凝望西天，那里挂着一片黑云，我怅然若失，陷入深深的沉思……我拷问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来拜访他呢？这，令我遗憾终生。 　　我不是圣人，无法做到完全没有“遗憾”；但我应做到，在有生之年，每天晨钟暮鼓，时刻提醒自己，尽量做得好一点，使得自己在生命谢幕之际，多一点欣慰，少一点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