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获得的国籍

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下，是否扔掉原有国籍加入外国国籍，已成为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任何人都有权做出自认为最符合其切身利益的选择。不过，在一些演艺明星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外国籍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不曾想到，中国国籍是世界上最难获得的国籍。 外国人入籍之难 2007年8月28日，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为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李贞姬颁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证书》，成为该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例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李贞姬的父母均是朝鲜人，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已侨居安徽蚌埠。李贞姬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六安当教师，此后便一直在六安市定居生活，她的丈夫、子女均为中国国籍。出于对中国的热爱，也为了能更加踏实地在中国安居乐业，她自1963年起就不断地向户籍主管部门提出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无奈都未能如愿。直到2007年6月10日，当已经退休的她再次向六安市公安局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后，六安警方才得出调查结论：“李贞姬侨居本市四十多年来，一直遵纪守法，其家庭情况符合申请入籍条件。”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以前，加入我国国籍的外国人没有几个，见于记载的只有八个人而已。 这些外国人加入中国籍时都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笔特批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总数不到一百人，中国国籍显然已成为全球申请难度最大的国籍。 国籍领域的“逆差” 在国籍领域，类似国际贸易领域的“逆差”现象在我国近年来正在加速演进。 在我国南方的一些边境省份，至今仍可见到一些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 “难民”的特殊群体，他们大都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同中国民众一样享有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在内的大部分公民权利，尽管该群体中的成员做梦都想成为中国人，但这个为数二十六万的越南、老挝、柬埔寨难民群体至今仍未被中国的国籍体制所“消化”。 三十八岁的德国人卢安克，二十二岁到中国旅游时便爱上了中国，于是选择到中国留学。从1999年起只身一人到中国最穷的西部山村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坡拉乡广拉村从事义务教育，在不通电话、不通公路、只会讲壮族土语的山村教导村童讲普通话和学习文化，同时协助农耕、出钱修路等，将自己的积蓄和德国家人的资助全部投入到了所从事的工作中去。为了能长期留在中国继续他的义举，他于2005年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但因中国的法规所限而未能成功，最终只得在签证到期时黯然返回德国。 目前在中国共生活着四十五万外国人，2000年至2002年间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人数仅为四百四十三人，获得批准的人寥寥无几。 与之对应的是，当前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已超过三千五百万人，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其中大约一万人加入当地国籍。 为何舍弃中国国籍 许多艺人、商人和官员亲属纷纷加入外国国籍，其真实原因无外乎下列两点：首先从个人出入境来讲，加入外国国籍（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国籍）后进入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享受免签待遇，譬如从内地到港澳地区除了持中国护照以外，还得办一个特别通行证，但持有美国护照即可不限次数地直接进入香港或澳门；其次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企业比中国企业家更能获得惠利，因为外资企业几乎都可享受一两年免税、三五年半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其有效税率也要比国内企业低十到十二个百分点，遇到规模扩展时还能获得百分之四十的退税，给雇员 开高 工资 还能算作成本而少交税，加入外国籍以后更便于在中国创业和参与市场竞争。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则是：目前世界上已有七十多个国家承认或接受双重国籍，但中国不在其中，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关闭国门造成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有的国籍制度正在面临国内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很多移居海外者都不情愿放弃中国国籍，但为了获得所在国的“国民待遇”，最终只得在原籍国与现籍国中选择舍弃其一。 更严峻的是，由于我国国籍制度的种种限制，不少国际一流人才加入中国的国籍的积极性并不高，而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则大都是“有能力的人”，这种人才流动趋势当然会严重冲击我国社会的人才结构，最终演化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摘自《法制与社会·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