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一中读书的日子

农忙假 当时学校每年都有农忙假，这农忙假只是不上课而已，并非真的放假。除了有一年集体到石浪去“担水利”修灌溉渠，一到夏收夏种大忙时节，学校就组织我们打起背包下乡 “三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到村子后，同学们被分到一户户社员家里，房东腾空一间房让我们住下，条件好的有床板，条件差一点的就在地上铺稻草；我们把自己的定量粮票和伙食费交给房东，他们吃啥我们吃啥，那时，一天有一餐饭就算是很正常的，分到困难一点的社员家的，一日三餐都是吃粥的。番薯倒是每家的主粮，每餐几乎都煮熟一簸箕番薯，随便吃。 到开工的时候，大家一起参加田里的集体劳动（割稻子或插秧）。我比较喜欢割稻子，既没有蚂蝗的威胁，运气好时还可以抓到几只“禾虾”（一种喜欢吃刚灌浆的稻谷的昆虫，像草蜢），满肚米浆的“禾虾”用火煨熟了真香啊，吃了又顶饿，又解馋！现在有时到饭店去吃大餐，名师名菜吃过不久就忘了，而这“煨禾虾”的香味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农忙假今天还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当年的农忙假，对我们这些城市长大的少年，影响是很深的。它至少使我们了解一些农民的生活，切实感受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师生同乐 建校初期，许多老师都是刚从师范院校毕业分配来的，跟学生年龄相差不大，当时的师生关系就象兄长跟弟妹差不多。课余时间，足球场、排球场、篮球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师生同乐的身影。 关伟忠老师（已调回广州）年纪不大，身材也比较瘦小，许多老师都叫他“关仔”。在足球场上，他踢左边锋，场上同队的球员不分老师或同学，叫声“关仔”，他都会把球传过去。张浪平老师是校足球队的教练，他是客家人，心地善良，身材高大，足球水平比较高，我们都很尊敬他。他要我们练掂球的基本功，总是说：“大家傻傻 （耍耍）球。”久而久之，一些调皮的同学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傻傻球”。 学生对科任老师进行排球友谊赛，是我们班的常设节目。通常，总是老师们技高一筹，偶尔学生也会赢一盘。只要班主任龚衍超老师（从初中到高中，他当了我们六年班主任。虽然他后来升任校长、教育局长了，但如今见面我还是习惯地叫他“龚老师”）大喊一声：“机会”，同学们就要打醒精神准备迎接他组织的凶狠扣球了。排球场旁边有几栋矮小的瓦顶平房，这是已婚老师的宿舍。球赛休息时，我们常跑到龚老师家去，逗他的宝贝儿子 “迪仔”玩。“迪仔”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这些哥哥姐姐，一点也不认生。 民兵训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考虑，国内备战气氛还是很浓的。当时许多单位都组织了民兵，学校也在学生里组织了民兵班，记得有一挺日本九二式重机枪、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和一些苏式七点六二口径步骑枪 （起初还有几枝七九步枪和日本的三八大盖，后来淘汰了）。民兵除了经常在教学楼顶进行操枪和对空射击训练外，还参加了一次市里组织的民兵野营。我们背着背包，扛着武器，从学校徒步行军到公馆。其中在一个荒山坡上，武装部举行了一项夺红旗比赛（参赛者以班为单位，每人把背包打开铺在地上躺着，等哨声一响，马上起来把背包打好背上，然后集体向插红旗的山上冲去，要整个班一起到，抢到红旗者胜），我们学校的民兵班动作迅速、团结一致，夺到了红旗，大家高兴地在山坡上照了一张相。 面临毕业 一九六六年夏天，天气跟往年一样多变，时而阳光灿烂，时而风雨交加。但是，谁也不会料到，一场改变我们命运的政治风暴正在悄悄扑来。考完了毕业考试后,我们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升学考试,许多同学在互相酝酿想报的高校和专业。那时考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轰动于世，大家“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心态还比较平和。我记得，我们班同学，有想报“清华”、“北大”的，有想报“中大”、“华工”的,而我的志愿是“北航”。 正在此时，电波传来了清华附中学生给毛主席的公开信，信中声称要“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幼稚的我们当时并没有想到这场“风暴”给社会、给学校、给老师、给我们终生带来的伤害，而是兴高采烈地响应、投身进去……学校没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我的“黄金时代”也走向了尾声。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也吹拂着一中莘莘学子的心。如今，一中的教学与生活条件已非我们当日可比，但是，在赞叹之余，我还是觉得当年许多东西的宝贵。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怀念过去，使我们珍惜现在，更对将来充满了希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