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异乡求学记

毛勇强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出生于一个双职工家庭。1973年秋，我刚满14岁，是一些出身于非农业人口家庭的学生还在父母的怀抱撒娇的年纪，而我却离乡别井到了遥远的他乡念高中——走上了艰难的求学之路。如今，48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难以忘却。
　　1972年，我初中毕业了。这一年，有关部门恢复了中考，但实行考试和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录取高中新生。中考结束后，父母托一位姓林的老师打听我的考试成绩。林老师反馈的信息是：语文、政治成绩全公社第一名，总分大大超过录取分数线。可是，放榜时我却名落孙山。而父母却十分明白“榜上无名”的原因：“文革”前，我担任小学老师的五叔，因为所谓的历史反革命问题，被中心校的领导私设监仓，勒令停职交代问题，后来蹊跷死亡。“文革”开始后，五叔的家属利用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等形式申冤，但在那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年代，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不仅如此，我参加中考的这一年，当年的“被告”基本上都担任了公社招生领导小组的成员。这样，我的落榜是意料中的事了。
　　何去何从？我作为一个初中生当然十分迷惘，只好听天由命。我母亲读过七年私塾，有文化、懂道理，她不甘心我以初中毕业的学历就业或游荡社会。于是，果断作出决定：让我在家复习一年，来年再考其他公社的学校。第二年，我如愿考上离家15公里的江湖中学——小小年纪走上了艰难的异乡求学之路。
　　异乡求学的艰辛真是一言难尽。当时，学校厨房用谷壳炊饭，内膳的学生必须交谷壳换柴票，然后凭票炊饭。我出身于职工家庭，家里是没有谷壳的，唯有从社员家里购买，因为离校太远，真是诸多麻烦。母亲对这件事特别重视，采取多种办法为我解除后顾之忧，例如叫大哥骑自行车往返几个小时送来，或者遇到有熟人趁江湖圩时委托他们送来，有时叫往返合江至化州（途经江湖）的船家送来。开学几个星期后，我融入了同学之中，有几个同学知道我的情况后，主动从家里多挑一些谷壳交给学校总务，将我的柴票“承包”了，帮助我解决了一大难题！
　　“草”的问题解决了，“粮”的事情也必须处理好。起初，每周从家里带上几斤大米，虽然不是很重，但也觉得有点麻烦。后来，从合江粮所办粮卡，到江湖粮所买米，这样省事多了。但是，在计划经济年代，有时买大米要配面粉。当时，只能加工成面粉籺，但由于我胃寒等原因，吃面粉籺老是不适应，经常拉肚子，以至肠胃功能很差。
　　“行”也是一难题。那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每周必须回家一次。全校同学中，我回家路途最远，往返颇费周折。如果走路回家，要两三个小时；如果搭班车回家，每次要0.38元，虽然母亲每周会给我一点零用钱，但我知道家里不容易，极少搭班车，心痛那几毛钱。这样，最好的办法是骑自行车往返了。但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不可能让我专用。为此，母亲想出了一个点子：每到周末让在农机厂工作的大哥接送。有时大哥忙于工作的话，连亲戚朋友、同学也动员起来，往返一次超过两个小时，是费工误时又十分辛苦的“工作”。到高二时，我的体育老师（姓杨），领到购买自行车的证，尽管只需一百多元，但是杨老师凑不够钱。我妈知道这个信息后，主动借了几十元给他。这样，杨老师买到了盼望已久的红棉牌自行车。是因为杨老师的家属在合江，每周也回家。支持杨老师买了自行车之后，每周我和杨老师一起“走读”，免除了往返的艰难。
　　异乡求学的生活是异常苦楚的。那时大家共同贫穷，不论是家境好的，还是生活相当困难的，吃饭方面都是“一盅一件”（一个饭盅炊饭，一个饭盅炊菜），每餐吃咸菜。我家属贫困户，但父母千方百计让我生活得好一点，每到星期日买一点半肥瘦的猪肉，让我带回学校，这在当时已是很奢侈的了。不过，仅一两天时间，那点猪肉不是早已成为“腹中之物”，也溶化在咸菜里了。所以，每周的大部分时间，“陪伴”我的也是难闻难吃的咸菜。当时，忍饥挨饿是一种常态。
　　有道是：“困难是人生的教科书。”异乡求学虽然遇到种种困难，但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因此，我尊重老师，关心集体，勤奋学习，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赞许。
　　毕业后，我下乡四年，从知青农场回城后，逐步走上了写作之路，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有一批文学作品在国内外百余家报刊发表，有的还获得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奖励，广东人民出版社、羊城晚报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我的六部报告文学、散文集。因为能写，一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基层调到县城，再到地级市工作，被省作协吸收为会员，后来还担任了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如果当年不是异乡求学，也许没有我的今天！
　　四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艰难的异乡求学之路已成为遥远的往事，但使感慨万千：人生的道路大抵以曲折、坎坷的居多，一个人的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没有挫折和逆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