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统一台湾后采取了哪些妙招

　　收复台湾之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康熙将台湾再次纳入中国版图，设台湾府与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同时，设官兵镇守并且治理。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8000人；设澎湖副将一员，兵2000人。
　　中华大统一的局面形成了，清政府为了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从康熙、雍正到乾隆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大力推行垦荒政策
　　一是组织在台清军参加垦荒。施琅的一个参将陈致远就“募佃开垦田园二万余亩”。二是招徕流民。原来，福建省人民大多在春时往台耕种，秋时回籍。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允许内地知县对去台之人发给执照，文武官员验照放行。雍正十年以后，清政府则允许去台之人携带家眷。这就促使台湾人口激增，到了乾隆年间，去台湾定居的东南沿海各省人民达数十万之多。追至嘉庆十六年，在台汉民已逾200万。这些移民将大陆上先进的铁制耕具和生产技术带到台湾，同当地汉人、高山族人民一起掀起了开发台湾的新高潮。以台湾府为例，在郑氏统治时期，全府田园总数为18753甲（每甲约合十一亩）；在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十三年的五十一年间，共开垦田园34400甲；在乾隆五年至九年，又增垦2850甲。台地日辟，生齿日繁，人烟辐辏，市摩渐兴。
　　康熙年间，台湾府所属各县广泛兴修水利，取得了很大成绩。“蓄泄三年之间，田谷倍获”。

减免赋税发展生产
　　康、雍、乾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首先，减免赋税。台湾在荷兰殖民者和郑经统治时期赋税繁重：“上则（田）年征谷十八石，中十五石六斗，下十石二斗”；康熙时减为：上则田年征粟八石八斗，中则田七百四斗，下则田五石五斗；雍正时再减为：上则田二石八斗，中则田二石二斗，下则田一石九斗。乾隆时更多次下令，对台湾“应加薄赋之恩”，同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其中包括把施琅后代每年在澎湖倚势得的1200两规礼银予以废除。其次是减少丁银。郑经统治时期，“每一丁年征银六钱。本朝（康熙时期）征额每一了年四钱七分”；再次是降低物价。康熙二十二年，即台湾未归附大陆之前，台湾米“每石某银五两”。归附大陆的第二年，台湾“百货俱贱”，“谷价每石二钱”。康熙二十五年，“上好白谷，每石一钱六分”。
　　康、雍，乾时代，台湾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雍正年间，“上田一甲收谷百石，中七十石，下四十石”，每年稻米产量达七八百万石之多。桑棉种植十分普遍和兴旺，“鸡豚之畜数倍内地”。手工业，尤其是制糖业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康熙年间，台湾三县“植蔗为糖，岁产五六十万（篓）”。每篓合一百七八十斤，总产量一亿多斤，不仅销售沿海，进人京津，而且远销国外。因此，史称台湾“糖谷之利甲天下”。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台湾社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康熙时期，在制糖业中就出现了“雇募人工”的手工工场，以后又出现了先付钱后取货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国家包买商。他们“于新谷未熟，新油、新糖未收时给银先定价值，俟熟收而还之”。
　　由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台湾与内地的联系与往来不断加强。清朝政府允许沿海地区的百姓浮海贸易，同时还对“捕鱼虾小船及民间日用之物并湖口贸易，悉免其出税”。因此，海上贸易十分盛行，地区也相当广泛，“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进行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据记载：台湾“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剪绒、纸料、烟、布、席草、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袖、青果、桔饼、柿饼；泉州则载磁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于笋、香菇；建宁则载茶。回时则载米、麦、寂豆、黑白糖、锡、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请海口。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桌棉、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棒子、海参、银龟、蛏干”。通过贸易往来，互通有无，有力地促进了台湾和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

确立儒学教育体制
　　这不仅在行政隶属上确立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关系，也在文化教育上确立了和大陆一致的儒学教育体制。
　　最初移民台湾的汉人大多是为了生计，本身的生活水准比较低，对文化教育的需求也不高，因此，在明郑时期，很多年轻人并没有接受过系统优良的教育，在康熙统一台湾之后，一方面是清政府重视发展台湾的文化教育，给台湾同胞提供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准逐渐提升，在“百业士为先”的传统观念之下，越来越多的台湾学子希望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清政府因此大办学校，“择汉人之通文理者，给以馆谷，教诸番童”。在这些学校中，高山族子弟进步很快，“有背诵诗、易经无讹者，作字颇有楷法”。高山族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康熙二十五年，也就是1686年，科考制度在台湾实行，第二年正式实施，开启了“考试领导教学”的案例，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更成为当时台湾学校教育的依据，以“天、地、君、师、亲”为主轴的教育模式对台湾学子影响巨大。
　　从康熙统一台湾之后，台湾的儒学教育和以前相比产生了极大的发展，从南部到北部，各地方都办学院，设立社学，包括私墅，开始培养儒家的知识分子，台湾的学子也经常到大陆来参加科学考试，一直到清朝末年，就出现了很多包括进士、举人、贡生，还有好多的秀才。
　　台湾的儒家教育跟大陆是紧密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台湾的文化实际是中华文化向台湾传播的结果，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福建跟台湾文化的紧密相连，同样组成了中华文化大家庭的一员。
　　八岁登基的少年天子康熙也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统一台湾大业。二十二年过去了，康熙对郑氏的和谈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在进行。虽然九次和谈均未获成功，但却使和平统一大业一直推进。即使最终出兵，同样也是以和谈的政治方式而大功告成。康熙以“谈”收复台湾，既是以大清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作后盾，又充分体现了康熙皇帝非凡的政治胸怀、风度和智慧。
　　摘自《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