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之教育不公销蚀居民幸福感

本报综合讯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很多大城市都在接纳越来越多的非当地户籍学生。但是，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也正面临着诸多不公，而这已经成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大城市发展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也为社会下一代的教育造成了各种不良影响。 教育改革绝不仅仅是教育系统的事，而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教育改革必须配套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社会用人制度等根本问题的改革，才能解决目前的难题。惟有这样，方能治好“教育不公”这一城市病。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到城市务工人员的子女随父母在非户籍地就读，高考户籍限制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不可逾越的一道关口。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高考户籍限制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一种表现，而在城市化进程中，教育资源不公的问题或将更为凸显。作为城市病的一种症状，类似的“教育之困”，已经让不少人选择了 “逃离北上广”。然而，太多人的谋生方式已经深深嵌入城市本身，“逃离”，并非说说那么简单。 非京籍高考生无奈“被出国” 刘女士夫妇10年前从东北来到北京，孩子晶晶也开始了在北京的求学之路。今年11月30日是晶晶户籍所在地的高考报名截止日期，但晶晶没有回去报名。 “孩子从小就在这边上学，北京跟东北的教材不一样，考试重点也都不一样，回去参加高考，可能让一个在这边成绩优秀的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刘女士对记者说。 据了解，根据北京工作居住证政策，有工作居住证人员子女可以与京籍孩子一样在京参加中考，并在京读高中。刘女士表示，最让她欣慰的是，晶晶从小就很懂事，小学、初中都在年级名列前茅，最终凭实力考入人大附中。然而如今，这样的欣慰却变成刘女士对孩子深深的歉疚。 刘女士告诉记者，由于他们举家来京已经多年，自己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丈夫是做生意的，“考虑到如果让孩子回老家读高中参加高考，孩子就要跟家长分开3年，将会对正值青春期的孩子的身心发展造成影响。再加上其他因素，最终我们选择了让孩子留在北京读书，同时准备去国外念大学”。 “尽管提前预料到这样的结果，选择了让孩子出国念大学，但这是无奈的选择，是‘被出国’。”刘女士说，虽然在北京奋斗了10年，一家人已经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但面临巨额的出国费用，她已决定把房子卖掉供孩子读大学。可以说，这件事情让她在城市的幸福感大大降低。 户籍限制加剧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除北京外，很多大城市都在接纳越来越多的非当地户籍学生。但是，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也正面临着诸多不公，而这已经成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大城市发展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也为社会下一代的教育造成了各种不良影响。 据了解，目前，在北京工作生活，但是没有北京户口的纳税人不在少数，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而必须回原籍读书考试，这样往往会导致父母子女分离、数千万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直关注高考户籍限制问题的研究人士金怀宇告诉记者，今年11月下旬，他们在向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提交的北京市2011年度高考报名工作的紧急建议中提出，在即将到来的高考报名工作中，允许在北京读完高中3年的外地户籍学生参加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但此建议并未被采纳。 “某些地区对报名考生的学籍、户籍作出了双重要求，例如《辽宁省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简章》规定：2010年在辽宁省报名参加高考，要求在辽宁省的户籍截止到报名开始之日为两年以上、高中学籍为三年，才可报名。这使得原籍是这些地区的考生，面临着两边都报不上名的处境。”金怀宇说。 突破限制需先解决招生公平 “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尽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有关问题作出上述阐述，但仍被指“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那么，对于“教育之困”这一城市病，究竟该如何对症下药？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要解决这个难题，需要解决其源头，即高校录取名额分配问题。 “目前之所以会产生不允许非本地户籍学生参加升学考试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不同省市的升学考试分数线不同，而名额与报考人数并不成比例。”胡星斗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历史遗留等多方面因素，只有使大学录取名额尤其是国办大学的录取名额与报考人数挂钩，才能逐步消除地方考录的优势，从而解决户籍限制问题。 此外，教育学专家熊丙奇建议，高考报名可以考虑以学籍为主导，以户籍或居住证为辅助的报考制度，再最终实现依学籍报考。 据了解，教育问题作为城市病的一种，除了高考户籍限制等教育资源不公平现象外，还囊括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城市教育资源的相对优化，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等等问题。 “大学招生中的地域歧视是最主要的，像北京市的国立大学对北京考生格外照顾，外地考生相比之下则竞争激烈得多，这也刺激了大家想来北京参考的愿望。这样的情况在别的发达城市也一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在义务教育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公平，例如现在各地对于教育的省均投入差别很大，许多农村孩子甚至连入学都成问题。 “我国高考之所以有‘改变命运’的说法，除了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能力与素质，主要就是一方面有农村户籍、城市户籍之分，且户籍与福利、保障捆绑，另一方面学历是评价人才的最重要标准。而这其实是教育所不应该承担的功能。”熊丙奇认为，教育改革绝不仅仅是教育系统的事，而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教育改革必须配套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社会用人制度等根本问题的改革，才能解决目前的难题。惟有这样，方能治好“教育之困”这一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