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做好事像做贼般紧张

日前，在南京汉中门大街出现令人感动又令人心酸的一幕：两名小伙子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沓百元大钞，由于担心做好事反遭人误解，就没有捡起钱，而是冒雨守在路边等警察。（12月9日《扬子晚报》） 说令人感动，是因为两个小伙子的举动表明世上还是好人多，人间自有真情在；说令人心酸，是因为这本来是一件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好事，但两个小伙子却如同做了一件坏事那样陷入了极度紧张当中，竟然在雨中僵立了好几个时辰，直到接到报警的警察来拍照、清点之后才得以解脱。 仅就这件事情本身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做好事像做坏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大增加了社会成本。本来他们可以径直捡起这沓百元大钞，交到最近的派出所，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回到家里静候失主的感谢信即可。但这一次，他们却双双付出了自己的时间成本，警方也付出了出警的成本。而且，尽管他们没有“接触钱”，但他们还要继续付出隐形的心理成本——直到最后的失主出现，并且确认他遗失的数目和现场清点的数目完全一致才算了结。 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信任的缺乏。而缺乏社会信任的后果，则是社会成本的大大增加，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或者为了避免被欺骗和讹诈，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社会合作的难度大大增加了。从逻辑上说，这种成本增加到一定程度，甚至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此外，隐形的心理成本也更加令人难以承受：帮助别人，难以从中得到快乐，被别人帮助，也不敢完全相信其中有无欺诈，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无形之墙，每个人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两名小伙子的故事之所以具有警示意义，还在于它并非一则孤例。如在这条新闻后面的相关阅读中，就可以看到这样几条新闻：“卖豆饼老太捡钱归还被失主告上法庭”、“丢钱者称钱数不够在派出所大骂捡钱者”、“低保人员拾金不昧反受失主怀疑质问”等，而在新闻后面进行的即时调查中，居然有一多半的读者认同“如今捡钱真是个麻烦事”。 显然，重建社会信任已刻不容缓。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技术制度层面和伦理层面入手。所谓技术制度层面，指的是政府要制定合理有效的法律制度、法律框架，确保失信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此外还应尽快建立信用查询系统；而在伦理层面，最重要的是要重建社会共同体。中国自古就讲究礼义廉耻，一个人在陌生人社会中往往不惮于失信，但是在一个共同体内部，由于担心被排斥和耻笑，却往往会非常爱惜羽毛。完成了社会共同体的重建，也就等于完成了社会信任重建的奠基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