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还愿意接受老师的批评吗？

教育部最近出台新规强化中小学班主任权利，可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司长管培俊在客人民网时，对前段时间争议很大的“批评权”进行了回应，表示老师不敢批评学生是渎职。他说，在强调尊重学生、维护学生权益的今天，一些地方和学校出现了教师特别是一些班主任不敢管理学生、不敢批评教育学生、放任学生的现象，这很不正常。班主任和所有的科任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都应该认真履行职责，要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同时敢于管理学生。如果不敢批评学生、不敢管理学生，该管的不管，那就是不负责任，就是渎职，就是失职。 曾几何时，老师作为传道受业解惑者，天经地义地行使着批评学生的权利。然而，时至今日，在强调尊重学生、维护学生权益的素质教育时代，为什么老师的“批评权”会受到挑战，迫使教育部出台规定予以明确？ 案例回放：令人叹息的命案 案例一：2008年10月4日晚上7时，山西朔州二中的晚自习时间，高一0816班的班主任郝旭东看见学生李明(化名)正在座位上悠闲地抽着烟，烟盒放在桌子上。于是轻轻地走到李明面前，从他的手中拿走了烟蒂，把烟盒交给班长保管，然后继续走动着巡视。7时44分，郝旭东走到了李明的座位旁，李明突然站了起来，手中拿着一把弹簧刀，猛地刺向郝旭东的腹部。郝旭东忍着剧痛，捂着流血的肚子向讲台方向退去，但李明并没有就此罢手，他追上前去，将正向前门挣扎的郝旭东一把搂住脖子，右手持刀再次向郝旭东老师刺去，直到郝旭东倒在血泊中。面对血泊中奄奄一息的老师和惊慌失措的同学，李明不以为然。他拿着染满鲜血的凶器，在讲台上语无伦次地说着自己家如何有钱，他如何恨老师……其后，赶到现场的警方，将仍留在教室的李明带走，在他的书包里，警方找到了两把弹簧刀和一把砍刀，还在他的宿舍里找到了一页“死亡笔记”。这是写在一张活页纸上的寥寥三百余字的日记，日期是2008年9月18日，最上面写着“死亡笔记”四个字。日记中称：“我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活着像一个死人，世界是黑暗的，我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胞’。”在日记中，李明发泄着对初中时教他的两位老师的不满，声称“做鬼”也要杀他。“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去后悔，从我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业可以改变。” 案件二：2008年6月12日，安徽长丰县吴店中学发生一起赅人听闻的事件,七(2)班学生在地理课上打起架来, 地理老师杨经贵对学生不予制止,不问不管,任其打架,其中一名学生被打得口吐白沫, 该老师继续上课,而未将学生送往医院,最后学生不幸死亡。 事件背后：悲剧折射教育困境 这些校园血腥事件带来无比的悲痛之余，也引起社会和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教书育人的老师倒在自己学生的暴力之下，教师俨然成了学校的“弱势群体”，这不但令人发指，也让人心寒。另一方面，当学生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老师无动于衷当冷漠的“看客”，这样的学校如何能让学生有安全感，这样的老师，又如何能让家长放心？面对已经发生的悲剧，我们的内心不由自主地产生许多疑问，为什么师生矛盾如此突出？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恐怕需要我们从教师、学生、学校乃至教育制度本身去找找原因。 从老师的角度看，必须提高教师自身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师德水平，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好的师生关系胜过教育本身，师生间如果不能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心理关系，即使老师讲得再正确也没有用，因为处于“心理断乳”期的学生此时具备很强的叛逆性，他们亟须得到周围环境的认可。如果关系处理上出了问题。比如说话生硬粗暴，伤害对方自尊，当他们无法依靠学校和社会的力量解决这些矛盾时，就会以极端的方法自行解决。比如，朔州二中学生弑师案中，学生在其日记中说：“不只是老师，连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一样，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可见，学生的这些感觉都是因为与老师、同学和家长的关系处理不好才形成的。 从家庭角度看，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都应该认识到，只要教育行为的实施是在关爱的基础上，哪怕是适当惩戒，也不该受到责难，而应得到理解支持。这是教育发展赋予教师不可或缺的职业权力，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 从社会角度看，如我们仅仅强调使用《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来约束老师，而漠视教师职业的尊重和权力，也是行不通的。社会上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进行了一种无限的放大解读，我们必须重视这种不公允的放大解读对于教师职业的内在伤害。在更完整的职业权利获得保障之前，舆论不加克制进行道德鞭挞，只能令老师们深感逆反和内心分裂。如果我们在意真正的职业认同，而不是某种花哨的话语面具，就必须更清醒地直面现实的教师困境，而不是逼迫老师们重复那些无比正确的师德誓言。我们在要求老师担负起更多的“责”的同时，更需要赋予老师相应的“权”和“利”。只有“责、权、利”三者有机结合和协同作用，“杨不管”事件才会真正终结。 教育，最根本是培养人。学校不关注学生，不研究学生的心态，一旦出了事，把“不管”的责任都推到一位老师身上，匆匆息事宁人，这并不能避免今后校园里的暴力事件继续发生。所以，改变学校的教育思想，以学生为本，以老师为本，通过心灵教育，疏导缓解学生的压力，改善师生关系，才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的校园学习生活环境。 探讨：各方如何看待“批评权” 那么，出台此项新规究竟有无必要？记者走访了一些家长、学生、老师以及学校。在采访中，除了支持的声音，也有部分老师、家长和学生认为，老师批评学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这样的规定毫无必要。 有的老师认为，新《规定》中的“权利”没有多大意义。教育中本来就包含有批评教育，而且这么多年来，即使没有此项规定，大多数班主任老师也在行使着该权利，否则可能就是失职了。孩子做错了就得批评，不然孩子就不知道怎么错了，但批评得讲究方式，不能体罚是底线。过分强调“尊重”孩子，对孩子以后适应社会不利。 有家长则对此感到奇怪：“老师管教学生是正常的，为什么要特别规定？而且一直以来，大多数班主任老师对学生的管教都是很严厉的。比如，孩子打人、骂人或做一些不文明的事，还有排队不整齐、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等等，老师都会批评孩子，否则孩子下次就会再犯。”“如果做错了，应该受到批评的 。”大多数受访的学生对此比较认同。 对此，有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表示，法规的出台非常及时，也有它的必要性。现在家长都比较注重维护孩子的权利，《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强调孩子的权利。新《规定》赋予老师这项权利，其最大的意义是引导各教育层面的人注意把握度的平衡，对社会来说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没有批评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教育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并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能够实现教育的目的。在孩子犯错误时，必须要予以批评教育，但前提是不侵害学生的身体、心理。而且在严厉指出其错误后，还要对其进行心理疏导，这样会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