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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茂名晚报 第2019-11-08期 第12版:最解密

“秦俑之父”袁仲一

  提起兵马俑,人们总会想起袁仲一。他是享誉世界的“秦俑之父”、著名考古学家、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70岁退休后,袁仲一并没有闲着,相继出版了《秦陶文新编》《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中国第一位皇帝陵的陶质军队——秦始皇地下宫殿的艺术和文化》(英文版),及80万字的专著《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地下军团”重见天日
  1974年7月,42岁的袁仲一担任秦俑考古队队长。7月15日,卡车拉着他们到了临潼西杨村,执行一项神秘发掘,因为该村农民打井发现了陶俑残片。到7月底,发掘100平方米后,人力不足,又调来人手。当试掘方扩大到336平方米后,还是找不到坑的边沿。
  到1975年3月,新开的三个试掘方挖完,一批陶俑、陶马,战车、青铜兵器、车马器相继出土。这时,下河村村民和万春提供“情报”:他10岁时,父亲打井见过一个怪物,把它吊在树上打碎了。
  他们跑到和万春说的那个地方,将探铲打到4.5米,发现陶俑碎片。把两点一连再打探点,发现了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的兵马俑坑,这就是兵马俑一号坑。于是,一个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军团”重见天日,“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在探铲下诞生了!根据试掘密度推算,坑中共有陶俑、陶马约6000件。此后又相继发现了兵马俑二、三号坑,分别进行了部分或全部发掘。
  “我就是闭上眼睛,也知道它们在哪个位置,是啥模样。”袁仲一说,无论陶俑身上是否刻有工匠名字,他都能说出它们的制造者:“有个没胡子的俑,是工匠‘咸阳敬’做的;那个叫‘宫丙’的陶工做了45件陶俑。”
解开“千古之谜”
1980年12月,在秦陵封土西侧,袁仲一主持发掘出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一辆是警卫乘坐的“立车”,一辆是秦始皇乘坐的“安车”。这是继兵马俑坑之后秦始皇陵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也是上世纪考古史上发现的结构最复杂、形体最高大的青铜器物。总重2.3吨,零件共有7000多个,接口近7500个,焊接口1000多个,带纹接口300多个,连接工艺极其复杂。
  “我花了17年的时间研究铜车马,因为它牵涉到古代的车制、车的种类、车马的制作工艺、组合关系等一系列的学术问题,还有许多个零部件的定名等问题。”袁仲一说。
  古代车制和车马系驾问题,长期困扰学术界。过去出土的木质车辆的缰绳都已腐朽了。铜车马的出土,首次完整、准确地展示了2200多年前的车马系驾关系。古书上记载“六辔在手”,一匹马有2根缰绳,4匹马共8根缰绳,“但御手手里只握了6根缰绳,还有2根哪里去了?”结果发现,中间两匹马的缰绳拴在了轼上,不需要御手来牵引。
  1998年7月,袁仲一编著的专著《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出版。“我估计,时间越久,这部书价值越高。”袁仲一说。
秦文字研究的集大成者
  1974年以来,袁仲一搜集了秦始皇陵等地出土的陶器、陶俑、陶马和砖瓦上的刻画及戳记文字,汇集整理成《秦代陶文》一书,该书选录了秦代陶文600余种1610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后来,各地接连发现重要秦文字资料。于是他和妻子刘钰合作,重新编排整理著成《秦陶文新编》,其收录陶文3370件,较之《秦代陶文》增加了一倍多。
  考古发现的秦文字中,存在着大量通假字,给人们通读全文带来了困难。于是,袁仲一编纂出《秦文字通假集释》,用先秦及汉代等金石简牍和古文献资料,补充了有关通假字的例证,以求释读更加准确。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张文立研究员认为,袁仲一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秦文字,由秦代陶文引申到秦文字,走着小学家的道路,且有所发展。他由秦俑研究扩展到六书之学,在经学的小学中耕耘,为秦文化研究在文字学上填补了陶文、文字通假的空白。
  (据《文汇报》韩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