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终端下载:

当前位置:茂名晚报 第2019-07-12期 第12版:最解密

东方天曲

——中国首颗人造卫星发射记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前夕

探空火箭
  1958年11月的一天,上海交大工程力学系副主任王希季刚上完课,突然接到通知,说上海市委有关领导要找他谈话。王希季心里嘀咕:“我一个高校普通教师,市委领导为什么要找我谈话?”
  领导简单寒暄后直奔主题:“组织决定调你到‘上海机电设计院’工作,这是一个保密单位,调你去担任技术负责人,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王希季后来撰文回忆,到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前,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事。领导的谈话,只告诉他是一项开创性的、十分艰巨又要严格保密的工作,既不能对家人说,更不能对外介绍。虽然不知道具体工作内容,但王希季已经很明确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王希季是云南人,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8年赴美留学,获弗吉尼亚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与华罗庚等一批爱国科学家同船归国。他本有机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者拿着高薪留在美国,但是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凭着工业强国的梦想,王希季回来了。
  王希季要调去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只是一个对外公开的名称,实际上这就是中科院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院。
  为了研制人造卫星,中科院原本要筹建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院、控制系统设计院、卫星有效载荷设计院。但受制于经济和科技水平,三个设计院并没有按计划建成。只有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院,借助上海较强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在上海建了起来,对外称为上海机电设计院。
  王希季在美国攻读的是动力和燃料专业,并没接触运载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由他出任火箭总体设计的技术负责人,实际是转了行。
  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杨南生,担任上海机电设计院副院长。他是王希季在西南联大时低一级的“师弟”,留英归来,所学也非火箭,而是材料力学。两人都不到40岁,在科研工作者中很年轻,却被同事们当成“老先生”。没办法,在当时的上海机电设计院,他们的确是“老先生”了。初建时期的上海机电设计院,从各大学调进了几百名在读的学生,技术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左右。
  年轻的技术员们跟着年轻的王希季和杨南生,边学边干;王希季和杨南生对火箭技术也所知不多,边学边教边干,从上到下“摸着石头过河”。
  年轻人自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头。王希季回忆,他们设计的第一种运载火箭,就采用了以往没人用过的高能推进剂。方案设计完成,有些火箭部件已经下厂试制,却遭遇了不可克服的困难,第一种火箭方案只能停留在设计状态。
  航天科技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涉及方方面面。就拿火箭来说,直接相关的至少有科技水平、经济实力、工业制造能力三大方面。即便年轻的上海机电设计院科技人员们有干劲、有水平,也未必能把他们的图纸变成火箭。
  从王希季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不少令人唏嘘的细节。
  比如,某型火箭的推进剂供应系统试验装备,因为没钱建试验场,技术人员用厕所隔出来了一个小天井,面积不到5平方米。技术人员就在这个狭小又满是异味的空间里进行液流试验。
  再比如某型火箭的发动机试车,建不起正规的试车台,技术人员找到了上海郊区一个废弃的侵华日军碉堡,王希季领人当起了泥瓦匠,砌成了“土试车台”。
  ……
  国家底子薄,经费上捉襟见肘,这些还可以靠科技人员们艰苦奋斗、因陋就简加以克服,但工业制造能力的掣肘就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了。比如某型火箭设计,因为一个名为“柔性低温管”的部件没能生产出来,这枚当时已经很先进的火箭总装后,只能作为一个漂亮的展览品。
  以现在的中国,再看这样的细节,在赞叹中国航天事业开创者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之外,也让人更明了,为何航天工程被称为“大国工程”。
  到了1959年,发射卫星的计划被暂时搁置后,中国科学院院党组立刻召开会议,提出了“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同时,决定调整机构、停止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
  一直以运载火箭为目标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听闻这样的决定难免有些波动。钱学森给上海机电设计院党委书记艾丁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道:“搞小型、比较简单的火箭,在国民经济、在国防建设、在科学研究上,还是很有意义的……上海机电设计院通过一年的实践,由于各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不少经验和一连串的成果,从而锻炼了队伍;从无到有地初步形成了一支火箭设计和试制的技术力量……我们建议把上海机电设计院作为试制小型火箭的单位,火箭推力限制在3吨以下,使用一般的推进剂,并且不装复杂的控制系统,这样现有的人力可以基本上胜任。”
  探空火箭,大约相当于简配版的运载火箭。中科院“卫星变探空”的方针改变,实际上是变相地保持火箭研究不断档。
  上海机电设计院很快拿出了相应的探空火箭研究计划:“T-7”型气象火箭。它的发射高度在60公里到80公里。
  作为“T-7”的模型火箭,上海机电设计院首先研制了一枚一半大小的“T-7M”。
  1960年2月19日,“T-7M”火箭发射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枚自主设计研制的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
  4个月后,上海举办新技术展览会,“T-7M”火箭模型陈列进了尖端技术展览室。毛泽东主席到会参观,一进大厅就径自向它走去。他在询问了研制情况后,拿起产品说明书翻了一下,指着火箭问:“这个家伙能飞多高?”
  “8公里。”讲解员回答。
  毛泽东轻轻地哦了一声,随即挥了挥手里的产品说明书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他个翻天覆地!”
  在这之后,“T-7”于当年9月13日发射成功,发射高度60到80公里。此后,“T-7”装载着中科院581组研制的气象和探空仪器,共发射了11发,成为了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型号。
  “T-7”的改进型号“T-7A”又把发射高度提高到100公里到130公里,火箭的有效载荷也有所增加。“T-7A”生物火箭装载着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实验用的大白鼠、小狗和一些生物试管发射上天,是我国首批进行的高空生物和医学的科学实验。
  另一边,专注于导弹研究的国防部五院取得了更惊世的成果。1964年,中国第一枚弹道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炸响,震惊世界也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发展尖端技术的信心。
  终于,沉没了许久的人造卫星“飞天计划”,又被重新提上了日程。
“651”任务
  1964年10月,人造卫星倡导者之一的赵九章赴西北基地参观导弹发射试验。东风2号弹道导弹的发射成功,让赵九章确信,运载火箭的条件已可把卫星工程提上日程了。12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建议国家尽快制订卫星发射计划。
  英雄所见略同,科学家也如是。在赵九章上书周恩来提建议的10天后,即1965年1月8日,钱学森向国防科委提交了一份题为《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的报告。
  同年7月,中科院向中央上报“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经中央批准,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由此正式上马,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代号“651任务”。
  分工也得到明确:由中国科学院搞卫星本体和地面跟踪测量系统,中国科学院设立一个卫星设计院;七机部搞运载火箭;国防科委酒泉导弹试验基地搞地面发射设备。
  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的委托,调集了全国的科学精英,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方案内容庞杂,要讨论的问题实在太多,以致这次会议开了长达42天。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并确定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乐曲。
  这个会议开过后,中央立即组建了“651”设计院和“701”工程处。前者负责卫星本体的设计研制和总体协调;后者负责地面跟踪台站的总体设计和筹建。卫星本体、各分系统、地面台站选点等工作全面铺开,另外,在全国各地安排落实了近200个预研和试制项目,大到分系统、小到元部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工程研制工作全面开始。
  正当卫星研制顺利进行的时候,“文革”爆发,东方红一号的倡导者、“651”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不堪受辱自尽。
  为确保卫星研发的顺利进行,中央决定对中科院实行军管,几近停滞的卫星研制有了保障,中央很快抽调力量组建新的机构集中搞人造卫星。
  中科院所属的“651”卫星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力学所、北京科学仪器厂等十余家科研单位以及当时的七机部部分骨干一起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
  周恩来多次听取卫星和火箭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汇报,亲自排除“文革”给科研工作带来的种种干扰。他在中央专委会议上定调:“‘651’总抓,由国防科委负责,钱学森参加”,“由钱学森负责卫星、运载火箭和地面系统三个方面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他对钱学森说,你是技术总管,任务就交给你了!
  此时的钱学森面临一边是导弹,一边是卫星,还有一边是运载火箭的局面。在思考东方红一号卫星时,钱学森首先考虑的是要建立卫星总体设计部,加速卫星工程的实施。
  谁能担任卫星总体设计部的领导呢?钱学森挑选了年仅38岁的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孙家栋。
  孙家栋年少时曾经想成为土木建筑师,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中国空军,留学苏联整整8年,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专业,回国后却一天飞机制造都没干,被“点将”到五院搞导弹研究。而正当他打算终身致力于中国导弹事业时,却又和卫星结了缘。
  事实上,在五院搞导弹的时候,钱学森就与孙家栋有不少接触,也许是这个年轻人的优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中国的卫星计划再次“上马”的时候,他决定让这个优秀的年轻人试一试。
  正值“文革”时期,如何迅速建立起一支卫星总体设计队伍,是摆在孙家栋面前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孙家栋后来回忆,当时,他把心一横,不再顾虑任何派系,一门心思从搞卫星的需要出发来选人。
  经过短短几天紧张的考察、挑选,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他最终选定了18个人,这便是中国卫星发射史上有名的“航天卫星十八勇士”。
  他们是:戚发轫、沈振金、韦德森、张福田、彭成荣、尹昌隆、朱福荣、孔祥才、王壮、杨长庚、王大礼、张荣远、刘泽光、郑忠琪、林殷定、鲁力、王一方、洪玉林。
  此时,戚发轫只有37岁,其他人也都年龄不大,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
  (中)(据《北京日报》米艾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