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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茂名晚报 第2019-07-11期 第12版:最解密

东方天曲

——中国首颗人造卫星发射记

  • 东方红一号卫星<br>
  • 东方红一号卫星检测后与三级固体火箭对接<br>

  49年前,“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由东方红一号卫星传遍世界。自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向地球连续播放了28天《东方红》。
  直到今天,东方红一号仍按照最初设定的轨道,围绕地球飞行着。据估计它至少还将继续运行数百年。
  东方红一号卫星,不仅是一颗人造卫星,更凝聚着厚重的民族精神,承载着一个国家的荣誉。从东方红一号开始,中国打开了太空之门。4月24日,成了“中国航天日”。
  从1958年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倡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上天,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飞天之路,走了整整12年。
  一颗小小的卫星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曾为了中国的“航天梦”执着努力,付出血汗,甚至生命。
  辉煌背后的那些奋斗,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57年10月4日夜晚,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世界为之震惊。人类的“太空时代”正式开启。
  作为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构造并不复杂,它的用途就是通过向地球发出信号来提示太空中的气压和温度变化。斯普特尼克一号升空后发射了3个星期的信号,在轨道中度过3个多月,围绕地球转了1400多圈,最后坠入大气层消失。
  就在斯普特尼克一号升空后不久,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一下飞机,他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
  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当时正在苏联留学,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中,聂力回忆斯普特尼克一号的发射带来的震撼。
  她写道:“当时,大家纷纷议论,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人造卫星。但我们深知,这太难了,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事实上,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卫星到底是什么。
  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一年多之前,1956年底聂荣臻元帅担任了分管自然科学和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他后来撰文写道:“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感受,技术装备落后,使我们吃了许多亏。”
  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显而易见,聂荣臻元帅对技术装备的落后更是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就任国务院副总理伊始,他的眼光就瞄向了国防科技的最前沿。他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建议,在航空委员会下面设立导弹管理局,建立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五院第一任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
  不过,那时候的五院研究的是以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这也是当时全国科研工作的重心。卫星和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并没有纳入科研进程。
  不过,在火箭发展历程中,导弹和运载火箭,本就是一奶同胞。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的运载火箭,基础正是来源于导弹。火箭名“长征”,导弹号“东风”,如今又各自衍生出了更为先进的庞大家族。
  《中国两弹一星实录》作者彭继超告诉记者:“发射卫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发射能力,要有能够运载卫星的火箭,所以火箭技术至关重要。”
  早在1928年,苏联就建立了“列宁格勒空气动力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就是专门研究火箭的机构。
  二战中,1942年,德国人冯·布劳恩设计出了最具现代火箭雏形的V-2火箭,其用途是从德国发射V-2火箭,飞越英吉利海峡轰炸英国。1957年苏联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和美国紧随其后于1958年2月1日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都和V-2火箭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网罗走了包括冯·布劳恩在内的德国火箭设计专家,而苏联得到了V-2火箭的全部设计图纸。
  随着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相继成功发射卫星,人造卫星技术成为了上世纪中期大国之间科技发展水平的角力工具。中国开始关注起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人造卫星。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而后,他还幽默地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要干就干一两万公斤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美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名为“探险者一号”,重量为8.22公斤,并非真的“只有鸡蛋大”。不过,这个重量只有苏联斯普特尼克一号的十分之一。而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比斯普特尼克一号还要重一倍。
  几个月后,1958年8月20日,在聂荣臻签署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这样阐述:“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聂力在《山高水长》中写道:“这是第一次在上报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出现卫星的事。”
  人造卫星,被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位的任务,代号“581工程”。任务的分工是:火箭以国防部五院为主,探空头和卫星及观测工作以科学院为主,相互配合。
  581工程最初制定的时间表,计划是在1959年国庆10周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但时间已不足一年,后来改为在1960年发射。
  11月,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拨2亿人民币专款用于研制人造卫星。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字,要知道,1958年中国GDP只有1300多亿元,即卫星研发投入在一年的GDP占比中为1/650,在一年的财政收入中占比会更高。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大家的目标是:苦战三年,让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放卫星”
  1958年10月16日,一个神秘的中国代表团落地莫斯科。
  这支“中国科学院高空大气物理访苏代表团”只有五位团员:赵九章、杨嘉墀、卫一清、钱骥和翻译杨树智,其中,赵九章是代表团的团长。
  生于浙江吴兴县的赵九章曾留学德国,归国后他在中国气象学、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科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苏联卫星一上天,赵九章便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研制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这一次赵九章带队访苏名义上是“高空大气物理”,实际上一行人赴莫斯科只有一个目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怎样放卫星。毛泽东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的时候,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之中。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了著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中,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航空新技术、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中国要发射卫星,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精神,苏联理应“帮一把手”。
  道理虽是如此,但是人造卫星毕竟是当时最顶级的航天科技,“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更是苏联的国家荣耀,怎么可能轻易示人。
  在苏联期间,赵九章他们参观了一些科研单位,看到一些高空探测仪器及科技展览馆展出的卫星模型,但是并没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核心技术。
  代表团回国后,大家经过总结得出了两点感受:一、中国的空间技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二、中国发射人造卫星,一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不过,一系列模仿苏联的研究机构开始迅速筹建。
  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后来撰文回忆,当时,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三个设计院: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院、控制系统设计院、卫星有效载荷设计院。可惜的是,这三个设计院并没有如期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不能不叹息中国人造卫星的起步有些生不逢时——“大跃进”开始了。
  1958年的中国,上上下下都被卷进“大跃进”的狂潮。“放卫星”成了一个创造“奇迹”的代名词,只是,各地、各单位放出的“卫星”,多是严重夸大、不切实际的所谓“成果”。浮夸风蔓延,很快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就在各地争相“放卫星”的时候,真正的人造卫星研究工作却举步维艰。
  困难,还来自于中苏关系的破裂。
  后来成为神舟号飞船总设计师的戚发轫,那时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1957年大学毕业以后,戚发轫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参与了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的研制工作。1958年,他接到通知准备赴苏联学习导弹的相关知识,几个月后,这个计划突然搁浅了。
  戚发轫后来回忆,当时,由于中苏关系有了一些裂痕,苏联突然通知说,不接受现役军人到这些院校来学习导弹。门虽然封死了,但是领导认为还是应该抓住机会,就要求他们脱军装到高教部,再通过高教部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去学导弹知识。
  不久,戚发轫再一次接到通知:别人可以去,但戚发轫不能去。戚发轫后来想明白了,他属于总体设计部,而总体设计部掌握导弹全局情况,苏联并不希望给中国培养这样的人。
  没能去苏联留学的戚发轫,还是成了中国航天科技的顶尖专家。他先是参与了中国首枚自行设计的导弹东风二号的研制。成功后,戚发轫又参与了中国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结构和总体设计。在这之后,他从火箭研制转向卫星研制,并成为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卫星的技术负责人之一——戚发轫的履历,几乎是中国航天技术进步的一个缩影。
  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苏新技术协定》成为一文废纸,苏联将所有在华专家全部撤回,连带着所有的实验仪器和数据。刚刚起步的中国人造卫星研究,彻底失去了可能的援助。幸好,这条路起步之时,中国已经确定了自力更生的方向。没有“外援”,也许会走得艰难一些,但中国会坚定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而人造卫星遭遇的真正打击,来自席卷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饥饿压倒了一切,包括人们对“放卫星”的热情。
  张劲夫回忆,时任副总理的陈云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分别对他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
  1959年1月21日,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会上正式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卫星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
  的确,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在1960年发射升空的计划在当时并没有实现的条件。“大跃进”的“卫星”放了不知多少,徒耗国力,真正的人造卫星却被耽搁了下来。
  (上)
  (据《北京日报》米艾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