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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茂名晚报 第2019-06-12期 第12版:最解密

不参加科举考试,不接受朝廷封官

邵雍,皇帝请不来的“大师”

  邵雍画像
  在宋代,科举制度日臻完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富贵之家还是白屋寒门,都把读书作为步入仕途、实现人生价值的“敲门砖”,出现了大批异常刻苦、特别发奋的典型。范仲淹“划粥断齑”,昼夜苦学,终于金榜题名,成为一代名臣;司马光“患记问不若人”,担心自己记诵诗书以备应答的能力不如别人,争分夺秒,以勤补拙,成了一代名相。而同时代的邵雍,也是这样一个“读书种子”,不过,与范仲淹、司马光不同的是,他走的不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他通向人生理想的道路更曲折,更艰辛,也更传奇。
  拜了个好老师
  邵雍大致生活在宋真宗、宋仁宗时代,恰是宋代倡导读书最盛的一段黄金期。宋真宗亲自写过一篇《劝学诗》,里面写道:“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了读书人莫大的希望;宋仁宗当了数十年太平天子,没有显赫的拓疆征伐之功,但他慧眼识珠,广罗人才,“唐宋八大家”里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宋六家”均为他所发现起用,包拯、晏殊、范仲淹、文彦博等名臣名相也都得到了他的提拔,真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
  邵雍受时代风气所感染,从小读书用功。10多岁时,他随父迁居共城(今河南省辉县市),为专心学习,在离家不远的苏门山下百源(今称百泉湖)之畔,另筑一室,一心读书。《宋史·邵雍传》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这就是邵雍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图景和常态。
  今天的百泉湖号称“中州颐和园”,是中原一景,游人如织。但当年的百源,却是远离繁华的冷清之地。邵雍之所以结庐于此,喜欢的就是这份冷清。数年之后,他的学业果然大进。
  一天,邵雍掩卷叹息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意思是学习古人经典,必须与古人为友,不单单读他们的书,而且要广泛游历他们曾经游历过的地方,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于是,邵雍沿着黄河开始走,穿过汾水,一直到江淮流域,周游齐、鲁、宋、郑这些古国的故城废址。然后,他幡然顿悟说:“道在是矣!”从此,回到家乡,著书立说,不再远游。
  游历归来后,邵雍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一位满腹经纶而又善于培养“读书种子”的好老师李之才。其实,邵雍隐居于苏门山,既无科举功名,又无著作问世,生活困顿,除了一个爱读书的名声外,几近潦倒。然而,就是他这一爱好读书的名声,却引来了地方官共城县令李之才的主动造访。
  李之才是当时的易学大师。据说,宋代易学从宋初的陈抟(音同团)传至种放,种放传至穆休,穆休再传李之才,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听说了邵雍的苦读事迹后,李之才像一个园丁闻到了佳木的气息,专程赶到苏门山,叩开了邵雍那低矮的茅庐,两人促膝交谈,废寝忘食。李之才惊异于邵雍年纪轻轻,却好学博才,主动提出把满腹经纶传授于邵雍。邵雍当然求之不得,遂拜在李之才门下,遍习物理、性命之学,钻研《易经》。
  十分难得的是,邵雍师从李之才后,不仅尽得真传,而且多有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结合自己的心得,写了《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自创“先天学”,成就了自己的学问体系,震惊了学术界和士大夫阶层,对当时和后代哲学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宰相们出钱为他建庄园
  出师后,邵雍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结下不解之缘。
  洛阳作为北宋的西京,位于中原腹地,是北宋除首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之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云集,学者扎堆。同时,这里山美水美,民风淳朴,是个养生与做学问皆宜的地方。所以,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30多岁的邵雍在洛阳授徒讲学时,就有定居洛阳之意。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从共城接来双亲,在洛河之南买了一块地,建起了房子,开荒耕种,从此定居洛阳。
  最初,邵雍一家外无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之童,家徒四壁,生活困顿,一度到了靠邵雍自己打柴做饭、侍奉双亲的境地。不过,邵雍不以贫困为忧,优哉游哉地读书耕种,虽然住的是普通居所,家里空空如也,也过得很开心。
  邵雍不但平和淡定,而且德气粹然,胸怀宽广,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具有大家风范。他高才绝学,却从不炫耀,交流学问,也不以一己之见强加于人,谦虚谨慎,言辞和善。与人交往,无论长少贵贱,一律以诚相待,而且整日春风,笑脸常开。与人交谈,总是表扬人家的优点和长处,包容人家的缺点和短处。
  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遭到许多士大夫的抵触,有的人甚至挂冠而去,以辞职的方式表达坚决反对的态度。邵雍那些在州县任职的门生故旧,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邵雍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新法,但他却认为以挂冠去职的方式反对,于国、于民、于己都不是明智的选择。他认为严法宽施,才是国家对地方、官员对百姓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每次在回信中,都会诚恳地规劝他们说:“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挂冠何益耶?”意思是,这正是贤明的人应该尽力的时候呀,新法固然严厉,但有你们在推行时维护百姓,能宽减一分,百姓就能落得一分的好处。辞官能顶什么用呢?
  邵雍的胸怀和品质,为他赢得了学生的钦佩,也赢得了朋友的尊敬。富弼、司马光这些名相退休后,都在洛阳定居。邵雍虽然只是一介儒生,一贫如洗,甚至在年龄上都比他们小一大截,但这些声震寰宇的老宰相们,却齐了心似的,都以结交邵雍这位后生为荣。他们与邵雍一起,穿着木屐,拄着竹杖,登高望远,游山玩水,过从甚密。他们不但敬重他、宣传他,还倾囊相助,合资为他兴建了一座面积硕大的庄园。庄园内小桥流水,田连阡陌,单住房就有30多间。邵雍欣然笑纳之余,把庄园命名为“安乐窝”,在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感谢之情,诗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馀家争出钱……”
  这些人为什么会对一个既无显赫家世,又无半点功名的布衣平民邵雍如此慷慨呢?这是因为,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学问才是结交的纽带,而非家世;著作才是身份的象征,而非权力;品德才是人生的瑰宝,而非金钱。他们与邵雍之间,是通过才学品德缔结起来的关系,是真正的云天高谊,君子之交。
  士大夫们不仅在物质上资助他,还对他尊敬如师长。春秋季节,晴好之日,邵雍常常乘一辆牛车,让书童牵着牛,兴之所至,随意出游,舒适而惬意。士大夫们对邵雍的生活起居特别关注,就连他车子的声音都很熟悉,一听到车子到来的声音,大家争相出门迎候。有的士大夫,甚至装修出专门的房子,等待邵雍有空前来居住,并根据邵雍的“安乐窝”之名,为其命名为“行窝”。
  邵雍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大师”。无论是士大夫家族,还是平民家庭,每每父对子、兄对弟的教育中,都会抬邵雍出来。贤良的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悦服他的感化,一时间,洛阳人才辈出,忠厚之风天下闻名。至于全国各地的士大夫,无论是专程前来还是路过洛阳,不一定会去造访官府,但一定会去拜望邵雍。远道而来的理学家程颢,就在一次拜望邵雍之后,由衷慨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3道诏书召不来的“白衣卿相”
  当然,人无完人。或者说,邵雍也并非一出师,就确定了自己的“大师”道路。年轻时的邵雍,也曾像范仲淹、司马光一样,希望通过科举这一“敲门砖”,投身仕途,进军科场。及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尤其是通物理、性命之说后,如同修行者彻悟,从此归隐于田园山水间。
  邵雍非但不主动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对于朝廷的免考授官——这种一步登天的终南捷径,都一一拒绝。嘉祐六年(1061年),爱才若渴的宋仁宗下诏求贤,要求各地方官广泛察访,举荐人才,西京留守(唐、宋皇帝亲征或出巡时,以亲王或重臣留守京师,称京城留守)王拱辰举荐了邵雍。宋仁宗早知其名其学,立即任命邵雍为将作监主簿,邵雍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将作监是掌管宫室建筑、绫罗刺绣及器用打造的官署,主簿也算是个从七品的小官。好友富弼知道邵雍经济拮据,希望官员身份和待遇能改变一下他的生活状况,劝他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意思是挂个名,可以光吃空饷不履职,一来顺了朝廷纳才招贤之意,二来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但邵雍是真君子,无功就不愿意受禄。
  熙宁年间,年轻的宋神宗为图振兴,大力起用人才,在科举一途之外,还要求各地大力荐举逸士。御使中丞吕诲等人又一次推荐了邵雍。宋神宗接受他们的推荐,任命邵雍为秘书省校书郎(校勘宫中所藏典籍诸事),但倔强的邵雍又推辞了。宋神宗求贤甚切,连下3道诏书,要求邵雍接受朝廷的任命。邵雍看实在推辞不掉,只得先应承下来,但随后就以疾病缠身为由,坚决不去赴任。他还在诗歌《不愿吟》中明确地表达志向,诗曰:“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唯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
  温柔敦厚的邵雍,得到过上至国君大臣的青睐,下至平民百姓的拥戴,两次拒官,终生不仕,就这一点来说,邵雍可以说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白衣卿相”!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讲学著作一生、朋友门生遍天下的邵雍,在洛阳的“安乐窝”因病去世,享年67岁。邵雍晚年疾病缠身,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等旷世大儒们侍汤弄药,早晚陪伴,如同对待自己的师长。其他文朋诗侣和近邻交好,时时问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邵雍很感动,他在《病中吟》诗中说:“尧夫三月病,忧损洛阳人。非止交朋意,都如骨肉亲。荐医心恳切,求药意殷勤。安得如前日,登门谢此恩。”邵雍去世后,司马光等人还出钱出力,为他操办后事。同时,朝廷赐邵雍谥号“康节”,后封“新安伯”,配享孔庙,尊称“邵子”,给予了很高的荣誉。
  (据《环球人物》晏建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