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金编钟历险记

　　民国十一年（1922年），留居清宫的逊帝溥仪，仍按照清代帝王礼制的旧例，准备盛办“大婚典礼”，但这笔款清宫拿不出来，最后只得从清室的财宝中想主意。他们搜集金银珠宝和文物古玩，用这些财宝向北京盐业银行贷款40万元。这当中最昂贵的当属16只金编钟。
　　这16只金编钟属稀世珍宝，价值连城。但金编钟到期未能赎回，由盐业银行补给一笔现款，金编钟归了盐业银行，在外商保管库密藏。以后由于在财务上做了手脚，金编钟成了账外物资。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密藏金编钟之事不久即泄露于民间，当时军阀和国民政府都企图染指。北京街头也曾谣传此事，内务府不得不在报上辟谣，盐业银行亦矢口否认。
　　“九一八”事变后，盐业银行唯恐北京不安全，1932年就将金编钟秘密从北京运到天津法租界，存放在盐业银行天津分行带有夹层的地下室库房里。1937年，天津被日军占领，日本特务千方百计探听16只金编钟的下落。由此，引出了1940年胡仲文、陈亦侯两位志士密藏国宝金编钟的故事。
　　胡仲文生于江苏淮安，5岁随父母迁津。他是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是同乡同学。在求学期间，周恩来的进步思想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了他一生。在南开大学商科毕业后进入金融业，曾任盐业银行董事。
　　当时，作为盐业银行经理的陈亦侯，对谣传日军要接管法租界深感不安，于是电报请示时任贵州省主席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询问在难以保存金编钟时应如何处理。吴鼎昌的回电很简单，只有一个“毁”字。陈亦侯认为金编钟系国宝，毁了太可惜，而放在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地下库房也不安全，遂来到胡仲文住处商议如何保护金编钟。经过反复斟酌，他们决定将金编钟藏在不显眼的位于英租界的北四行储蓄会地下室里。
　　1940年4月底的一天夜里，天气阴沉，星月无光。胡仲文、陈亦侯约定在晚上11点运送金编钟。等到银行人员都下班了，陈亦侯先生跟他的司机杨兰波，胡仲文跟他经理室的工友徐祥四个人开始转移金编钟。将金编钟小心翼翼地装在4个大木箱中，由汽车分两次运到北四行储蓄会。第一次直接送到，第二次则绕行很远再折回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金编钟运进库房。第二天，胡仲文令庶务买了几吨煤末堆在地下室门口，这样地下室的门就看不见了。
　　从1940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及领事曾多次盘查，但胡仲文、陈亦侯、杨兰波和徐祥四人均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半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关部门也派出警察、特务，多次探听金编钟的下落，二人均推说不知其详。
　　1949年，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胡仲文、陈亦侯立即致函天津军管会，将金编钟及珍藏的玉器、瓷器全部上交政府。经历近十年的风险后，国宝金编钟终于回到人民手中，现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公开展出。
　　（据《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