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龙在天

首飞多磨难
　　全世界能独立设计、制造战斗机的国家寥寥无几。如果说战斗机是工业体系的王冠，那航空发动机就是一个国家工业王冠上的宝石。
　　自主研发的涡喷15发动机迟迟难以出炉，一直是歼10最大的难题。90年代初期，空军引进第一批苏27时，还多买了一些AL-31发动机。刘华清将军亲自拍桌子决定，给歼10换新发动机，要不然上天没日子！
　　然而，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何况是心脏。换发动机后，整架飞机的管线布局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动，几乎等于推倒重来。
　　1997年6月2日，新歼01机在132厂完成了总装交付。此时距离宋文骢的那个制作胶片的夜晚，已经过去了15年。总算是曙光初现，“十号”即将从发动机试车，到地面高速滑行，并最终首飞。
　　谁能想到，接连两次，发动机开车试验失败，叶片出现大规模损坏，引进的发动机甚至濒临报废，整个工程再一次阴云笼罩。
　　虽然说美国的F22试车时，发动机也打坏了两台。但和美国比起来，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发动机来进行试验？已经戒烟多年的宋文骢，狠狠地抽了几口烟，望着满眼泪水，却依然紧紧咬住嘴唇的员工，只说了一句，“让大家吃饭去吧”。
　　咽下苦涩的眼泪，他们进行了从头到尾的排查、封堵。待发动机再次转动时，终于有了龙吟般的轰鸣，战鹰的心脏终于能正常跳动了。
　　1998年3月12日，距预计的首飞还有短短的十几个小时，红毯已经铺好，领导的专机也即将到来。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机械员张凤贵发现，发动机运转时，机身漏下了不易察觉的三滴油。
　　地面漏油可能不意味着什么，但要是出现在空中，燃油稍有泄漏，就可能遇上电火花，说不定会导致整架飞机瞬间爆炸解体。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疑点，不弄清这三滴油的来源，绝对不能让我们的飞机带着问题上天！”关键时刻，大家重新冷静下来，最终发现，由于俄方改装发动机的时侯，有8个密封处没有进行封堵，导致了发动机漏油。
　　10天后，歼10再度站在停机坪上，可惜天公又不作美，阴霾笼罩着机场。从上午9点一直等到下午4点，气候条件勉强达到首飞要求。
　　指挥员把试飞员雷强拉到一边：“雷子，能不能飞？”历经上百次重大险情，一路从雷阵里走出来的雷强，沉默片刻：从最初24人试飞小组成员，到5人首席试飞团队，再到今天确定由自己首飞，13年的苦练，不就是为了这一飞吗？他坚定地说：飞！
　　陪同他的大队政委，看到雷强血脉贲张，像喝多了酒一样，一把抓过他的手，脉搏竟然跳到152！跨进座舱，雷强一扭头，发现试飞局局长脸上挂满了泪水。从事试飞17年，这还是头一回有人在他飞行前掉泪。“风萧萧兮易水寒”，一股悲壮气氛弥漫着整个机场，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和传统飞机不同，歼10采取了静不稳定设计。静稳定飞机和静不稳定飞机好比三轮车和自行车，前者好控制，但不灵活；后者机动性好，但对飞控系统依赖性强，一旦飞控出了差错，人为无法操纵。国外首飞电传飞控飞机，通行的做法是加载重量，使其变成传统的静稳定飞机，待试飞员完全熟练后再改回来。
　　航空专家傅前哨告诉记者，首飞前，他最担心的就是静不稳定设计，还曾写信给空军，希望采用过渡方案，因为飞机研究史上，电传飞机试飞没有不摔的。他哪里知道，最难的电传飞控系统，是杨伟这个15岁上大学，21岁就研究生毕业的天才在把关，之前最为众人担心的部分，却成了歼10最为出彩的地方。
　　“今天，就是缺胳膊断腿，我雷强也一定要把飞机给弄回来！”关闭座舱盖，他一下子全无杂念。点火、滑出、加速、拉杆，飞机腾空而起，雷强操纵战机，有条不紊地做着各种试验动作。
　　按计划完成绕场三圈的飞行后，雷强又主动请缨再飞了一圈。17分钟后，战机一个灵巧的下滑，稳稳地落在跑道上。下了飞机，他抱住宋文骢说：“宋总，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啊！”
　　一次划时代的首飞圆满地划上了句号。回忆起庆功宴，宋文骢的接班人、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老头儿’已经68岁了，但他很开心，喝了不少酒，一时兴起还唱了一段俄文歌，高兴地对年轻人说，我出生于3月26日，歼10首飞成功是3月23日，以后，我的生日就是这天了！”
试飞员成设计师
　　首飞不易，定型更难。
　　国外所有的第三代战机试飞周期均占型号研制周期50%以上，有的竟达80%。苏27的原型机经过了10年的试飞之后把项目全局推翻，直至T10S才设计定型；美国的F16边飞边改，前后经历了30年时间；而歼10试飞周期仅占整个型号研制周期的30%。
　　歼10飞行的安全范围是多少？对空对地的攻击性能如何？复杂机动的能力又如何？必须有人，用自己高超的技术，试验出了这些临界数据。用英雄试飞员李中华说过的一句话形容：试飞就像摸电门，如果说电量开小，不足以达到试飞的效果，而如果一不小心开大，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从基本动作，到对飞行极限的挑战，歼10的试飞要闯过30多个科目，包括空中对接、低空大表速、大攻角、空中实弹靶试等高难动作，可以说是惊心动魄。
　　2002年8月23日，试飞员邹建国与周殿学的双机编队刚刚起飞不久，就发现了机场尽头沙尘暴的迹象，两架歼10如同离弦的箭返回机场，待最后一架飞机落地时，机场已经被黄沙笼罩。
　　2003年11月24日，试飞员宫庆辉进行全载荷试飞时，飞机的左侧副翼失去控制，瞬间产生了接近60度的倾斜角，他驾驶着已经操纵十分困难的战鹰，平稳地飞回机场，着陆之后，飞行服已经被汗水湿透。
　　2002年5月6日，试飞员李中华试飞转场特性时，通过一个仪表的不正常读数判断出了飞机的液压系统可能存在漏油，他果断放下起落架，就近选择着陆。事后证明，如果晚1分钟，飞机的起落架就放不下来了。
　　2003年8月23日，试飞员徐勇凌，利用新的方式实现了空中加油的对接。同时中国突破了鸭式布局飞机的空中加油难关，为歼10的正式列装扫清了障碍。
　　2003年12月25日，实弹打靶，面对突然锁定的靶机，徐勇凌果断使用备用方案，发射导弹，击中目标。若再晚几秒，靶机就会飞出空中走廊。
　　国外的三代机试飞中，无一例外都有摔飞机的惨痛经历。然而在歼10的试飞中，虽然飞机出现过故障，但从没有一次事故导致机毁人亡，堪称试飞史上的“零伤亡”奇迹。
　　这些奇迹背后，除了功勋试飞员艺高人胆大，还与歼10优良的人机界面相关。过去苏式研发体制毫不重视操作者的感受，导致人机工效恶名远扬。
　　宋文骢的研发团队吸取教训，自始至终要求试飞员参与飞机设计，仅雷强就提出各种改进设计建议100多项。
　　比如驾驶杆、油门杆，当初都是试飞员们用橡皮泥捏出来的。油门杆上的9个按钮应该怎么布置，怎么样才能既舒服，又能把几个手指都利用起来，这都是飞行员提出来的。再比如控制系统，雷强在试飞时发现拉杆时反馈的力量过大，就要求设计人员逐渐往下减，直到合适。然后又让许多飞行员来试用，直到大家都认可。
　　试飞员直接参与飞机设计，不仅使新研制的飞机更便于操控，还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研制进度。像雷强这样的试飞员，被誉为半个总设计师。
从歼10到歼20
2006年12月29日，新华社报道：“歼10将成建制装备部队，形成作战能力”。这是歼10揭开了层层面纱，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实际上，在此之前，歼10战斗机已经装备部队。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78天的战争，全由空军完成，且号称零伤亡。现代战争再一次显现出对空军的倚重，中国空军的战略也从防守型，变为了“攻防兼备”。
　　形势所迫，歼10尚未设计定型，军委领导就决定先投入批量生产，交付部队提前使用——这个决定，开创了我国战斗机研制的先河，也实现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越。
　　2003年3月，首批飞机交付部队，宋文骢深情讲道：“新歼到今年已经18岁了，终于可以参军了。”在座的航空人无不动容，要知道歼10飞机是中国人的“争气机”，它在“银河号”受尽屈辱的航行中，它在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废墟里，它在王伟惊天地泣鬼神的那一撞击上，把中国人、航空人的悲愤和憋屈，化成了埋头苦干、励精图治。
　　傅前哨说，以歼10为代表，中国的航空工业与西方的差距不再是“望尘莫及”，而是“望其项背”了。
　　在歼10研制过程中，还催生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电子系统研究室；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铁鸟试验台；国内第一个高度综合化航电武器系统动态模拟综合试验台等多个航空科研设计机构。
　　宋文骢曾经这样评价歼10走过的两个18年：前18年是我们努力论证研制，尝试手工制造，最终实现首飞的18年；后18年，是歼10不断试飞突破，列装部队，成长的18年。然而，他却没能够等到歼10的18岁生日，在孩子生日的前一天，悄然驾鹤西去。
　　2018年2月9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机歼20，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担负起守卫祖国空天的使命。
　　其实，在歼10首飞成功之后，宋文骢就将试飞组织工作交给了杨伟，自己则继续带领气动设计小组，开始了下一代战机气动设计的摸索。最终宋文骢提出了“小展弦比升力体鸭式布局”，通过机头涡、前边条涡、鸭翼涡、边条涡、主翼涡等诸多涡流的耦合，达到了空前的气动性能。而这个布局，也进而发展成了现在的歼20。
　　看着写字台前与恩师宋文骢的合影，歼20总设计师杨伟思绪万千，如果当初没有宋文骢那句“别走了”，他也许会出国留学，与中国的新一代战机失之交臂。
　　从歼10到歼20的研制，中国跨代的两型战机首飞时间仅相隔15年，歼10研发培养出的团队，正展现了强大的设计能力，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个服役隐身重型战机的国家。
　　如雷强所说，如果说设计飞机好比小学生学写字。仿制歼6、歼7就是学正楷，然后在设计歼7的时候就开始写行楷了；到研制歼10就有许多地方开始自行探索发挥了，属于草书；再到4代机，咱们就不用再受到字帖的限制，可以自成一体了。（下）（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