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今年4月，叶嘉莹入选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学者，且不说诗词创作、理论研究，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教了70多年书的她，培养出无数人才，年逾90仍站在讲台之上，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称赞叶嘉莹讲解诗词“阐说精妙，启发无穷”；学生们说“老师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更有人无限仰慕：“她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拜访了叶先生。
“新知识，旧道德”的启蒙教育
　　台湾诗人痖弦形容叶嘉莹“意暖而神寒”，是“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这种气质的形成，和叶嘉莹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本姓叶赫那拉，祖上与纳兰性德都是蒙古裔的满族人。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用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封闭的庭院，在她眼里却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窗前的几抹修竹，阶下的菊花，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咏的对象，也让她自小养成了内向文静、幽微深远的性格。
　　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当她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幼小的心灵极其震撼：“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它竟可以舍弃生命？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现在的年轻人只是‘入乎耳，出乎口’，那是不行的，圣贤的语言在你身体里根本没发生任何作用。‘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那才是对的。”叶嘉莹对记者说。
　　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叶嘉莹从书柜中拿出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给记者展示。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件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妥善保存。后来，她把它们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之京，并一起整理成书。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风雨逼人一世来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刚开始教书时，生活清苦。冬天，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外面穿一个布做的长衫。因为骑车，天长日久后面的衣服磨破了，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只要我讲课讲得好，学生对我一样尊敬。”她有这种信念，因为她记得《论语》中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即便一无所有，内心仍保持高洁的品德和操守。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颠沛流离中，她写下这样的诗句：“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个人命运在大历史面前被彻底改写，从此背井离乡。
　　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就弥漫开来，丈夫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不久后，叶嘉莹任教的中学，从校长到老师都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全部被审查。叶嘉莹没了工作，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夜里，在主人家的走廊上铺个地铺；中午，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人午休，不得不出门，在烈日之下抱着女儿在树荫底下徘徊。
　　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在绝望中，她只有“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才有勇气生存下来”。
　　后来经师友介绍，叶嘉莹到淡江、辅仁、台大3个大学任教。生下小女儿后，她没能好好休养，身体不堪重负，又染上哮喘。每天下课回家，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身体似已被掏空。她想起了王国维《水龙吟》中的句子“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不免自伤。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回国讲授诗词反响热烈
　　由于出色的教学业绩，叶嘉莹名声散播开来，她获得了台湾大学的教授职位。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
　　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叶嘉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友人。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是帮助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看到火车上的年轻人在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尽劫难，但诗歌的灵魂不死。于是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祖国。
　　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
　　课堂上反响热烈，连叶嘉莹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经原辅仁大学外文系教师李霁野介绍，她来到南开大学，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叶嘉莹却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想起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重新焕发的热情，让她抛却了“小我”之狭隘和无常。（未完待续）（据《环球人物》）